贵圈｜干一年倒贴150万，没戏拍没收入：中国新导演还有出路吗

文 |禹祘

编辑 | 向荣

出品 | 贵圈·腾讯新闻立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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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上线的《导演请指教》总决赛，曾赠获得“年度价值导演”的荣誉。

两个月前，第一期节目播出。曾赠的父母开着弹幕看完，立刻打来电话，宽慰她不要怕被骂。“有人骂你不要在意，有争议才有热度，有热度才有话语权。”这是曾赠第一次大规模曝光，她知道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压力，也知道“作为新人导演，我需要红”。

2021年冬天，新导演得到的关注突然多起来，两档关注这个群体生态的S+级综艺相继上线。如果不是参加节目，曾赠、王一淳、钱宁黄的名字短时间内不会为大众熟知，他们也要继续经历新导演群体的普遍困境。

但在节目里，资金和市场的压力小得多，只需要一门心思搞创作，接受观众和专业人士点评——这是相对理想化的创作环境。因为在节目之外，新人导演必须承受更多：要平衡个人表达和市场取向；要为了在市场上找钱与合作方应酬；有了合作机会也要小心谨慎，以防掉入版权官司，无法挣脱。

公众视野之外，还有许多潜在水底、努力争取冒头的新人。眼下的生活，塑造着他们对电影的理解、他们的创作半径，甚至他们和电影的缘分有多长。而这些新人导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在不太远的未来，中国观众能看到什么样的电影。

01 倒霉

说服一个导演从幕后走到台前，其实并不难。

顾虑当然是存在的。钱宁黄担心自己不会说话，不擅长自我展示，嘴笨吃亏。曾赠害怕自己情商低，好恶挂在脸上，太招黑。在节目录制前一个星期临时加入的的王一淳，则担心综艺节目有写好的剧本，她作为候补选手只是来陪跑一轮。

还有很多不自在。这些习惯待在幕后的人，突然要面对镜头，直面观众的实时反馈和影评人的激烈争论，总需要个心理建设的过程。第一次现场录制，钱宁黄在台上流了一升汗，话筒几次拿起又放下，磕磕绊绊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自我介绍。那种感觉，他说，“像进入密室逃脱的鬼屋”。观众也发现了他的窘迫，发弹幕说，“这哥们，再让他多说一句话可能就要当场晕厥。”

钱宁黄第一次拒绝女演员时语无伦次

怕归怕，现实考量压倒了一切。能在节目中完成短片拍摄、展现才华，是他们职业生涯中重要的机会。

王一淳在短片中，借观众之口问片中导演“您都六年没出新片了，是退出影坛了吗？”这句话指向的正是她本人。六年前，她凭处女作《黑处有什么》在FIRST影展夺得最佳导演奖，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这是个“绝望主妇用电影找回自我”的励志故事。

节目里的王一淳总是带着藏青色的报童帽，细碎的刘海压在额前，配上方框眼镜，很有文艺范儿。但实际情况是，法语专业的她结婚后就脱离职场，当起了全职主妇，日常的社交圈，不外乎在小区里、早教班上遇到的各类妈妈和各种保姆。

她断断续续用十年写了第一个剧本，又在家人的支持下自费300万拍成电影。影片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河南某飞机厂家属区内的连环少女奸杀案，被姜文评价为“少有的那么沉着、那么坏、那么荒诞”。她因此成了备受关注的新锐导演，活动范围也扩展到柏林、悉尼、新加坡的国际电影节。

但很快，她陷入长期沉寂。节目里王一淳的初赛短片《阿基米德的晚餐》中，有一个名叫毛乎乎的锅盖头小男孩。这是她第二部长片《绑架毛乎乎》的小主角。《绑架毛乎乎》看起来有着不错的开局，2018年获得上海电影节创投单元最具投资价值项目，又成为2019柏林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中国唯一入选项目。

但它至今没有上映。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王一淳不停反思。赶上创作环境的变化，又赶上疫情，行业没钱了，曾经想要合作的公司反水，“反悔的时候，为了撇清责任对你各种诋毁，不仅要拿回钱，还要倒打一耙，给他们免费干了一年多，倒贴了150多万。这种事都赶上了。”她对《贵圈》说。

她有时候也在想，只有我一个人那么倒霉吗？

“倒霉”是许多知道钱宁黄经历的人，对他的打趣。他的第一部作品《蛋黄人》最初是乐视的定制剧，特效做到中途，“乐视垮了”。后来和优酷达成协议，“章马上就盖到合约上了，结果高层变动”——优酷原总裁杨伟东受贿案被揭发，发行计划再度搁置。一直等到2019年，《蛋黄人》上线，此时距离他开始做这部作品，已经过去了4年。

《蛋黄人》也是一个和“霉运”有关的故事：屌丝大学生李致远被心仪女神当成闺蜜，又患上癌症。之后被神奇生物入侵身体，开启了一段逆袭之旅

钱宁黄33岁，微胖，每次焦虑、犯困的时候，总是习惯用手揪住后脑勺的一撮头发，不停地绕。他不愿意在节目中过度渲染这些经历，也不愿意打造“倒霉人设”，“毕竟还有很多导演比我倒霉，遇到的事情比我更坑。”但他还是把部分现实投射到作品《奥斯卡最佳短片》中：干涉创作的大牌演员，被数据掣肘的创作，以及导演迟迟难以出头时的自我怀疑——片中，导演沮丧地蹲在片场，念叨着“我都已经三十岁了，连个短片都拍不好”。

2012年，在南加大电影学院学习动画时，钱宁黄的纪录片作业《为什么中国男生泡不到美国妞》走红网络，3天点击超过100万。后来有平台给他发了3000块奖金，这是他第一次靠拍影片赚钱。

2013年毕业回国时，钱宁黄意气风发，好几个电影公司抛来橄榄枝。那正是内地电影市场快速发展的时期，热钱不断涌入，产业规模节节攀升。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影视行业以近28亿元的融资总规模位居首位，有人预测“2014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影视年”。

有才华的新人导演更是投资人眼中的潜力股。“从融资到开拍还挺容易的，大家都在抢你，也不知道他们为啥抢。”钱宁黄回忆。

同样是在2014年，走出北京电影学院校门的曾赠，带着高分毕业作品《明月的暑期日记》受到业内关注，投资人排着队等着见面谈合作。她对《贵圈》回忆当时的氛围，“好像所有的机会都敞开大门。就觉得未来一定很好，自己无所不能。”

春风得意的时候，北电退休教授江世雄叮嘱她，“要学会面对高潮，以后肯定也会面对低谷”。

02 刹车

没想到低谷这么快就来了。2016年以后，电影市场进入“刹车期”，票房增长从2015年的47%降到14%。

泡沫退去，市场的变化真实可感，资本开始向大导演背书的头部项目倾斜，年轻导演的项目接连被砍，举步维艰。钱宁黄尝试过改编国外高分IP、参与孵化了各种项目，但都迟迟没有成果。

来《导演请指教》是钱宁黄在家里蹲了六年后第一次拍片。曾赠的同学德格娜的赋闲期稍短一点，四年，她在节目中感慨“手有点生”。

作为此次节目专业鉴影组嘉宾的导演杨超也很感慨，这样一批优秀的导演至今还处在瓶颈期，按理说“他们年轻，应该更快。”从1993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算起，杨超从业二十余年，深切感受到这几年的市场退潮，留给新人导演成长历练的机会也随之变少。“如果无法及时拿出可以击中市场取向的剧本，几次没有打中，和资本就难以连起来。”他对《贵圈》分析。

2016年，曾赠与文牧野、路阳等人一起，成为宁浩“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签约的首批青年导演。当时，十位新人导演中，她的电影进展最快，第一部长片《云水》已经建组。曾赠一度因为紧张哭泣，宁浩安慰说：“不就是拍个电影嘛。你现在拍的片子永远是为下一部做准备。”

《云水》2018年在节展上映。此后三年，曾赠却没有等到“下一部”。她喜欢的项目、获得过肯定的本子，市场未必喜欢，有些项目推进到一半又被放弃。追问起来理由总是“太文艺了，选材有问题，票房也不会太好”。

近些年，新人导演习惯把希望寄托在各大影展的创投会上。在那里，专业评审的意见左右着影片的命运。这种“业界评选”的机制呵护、鼓励着导演的个人表达，也造成了同质化文艺片盛行，题材和表达越发与市场偏离的现象。

从业内认可到市场买单，标准往往存在巨大差异——第二部长片能否成功，或许才是一个导演是否真正走入主流的标志。“主要数量的年轻导演不应该聚焦在艺术电影上，”杨超说，“而应该在类型片上。”说白了，电影是导演的作品，更是需要有人买单的产品。

曾赠不排斥类型片。她拿过不少专业奖项，技法无可指责，口碑也算不错，但她被定性成只能拍“女性的、小众的、缓慢的、文艺的”题材。想要争取更多机会，却被制片人以“太文艺”挡在门外。

被拒绝多了，她也想通了一些道理：“未必是你的表达不真诚或者是表达没做好，可能就只是你说的东西无人关心。”她努力寻找和观众的连接，经常蹲守在视频网站评论区分析观众喜好，试图总结一些来自用户的经验。

她时常调侃自己，“出道7年，归来仍是新人导演”。“新人”这个标签像是把保护伞，似乎可以化解那些尴尬、窘迫、困顿的时刻。钱宁黄觉得，“反正前面做的作品只要没有特别牛，我就都说自己是新人导演。”王一淳说得更直接，“所谓新人导演，不就是你没名气吗？”

没有名气，缺少机会，远离市场，就自然无法靠拍片养活自己。问一个不成功的导演最近在干嘛，回答肯定是“写剧本”。曾赠说这是“特别让人难受的段子”，但事实确实如此，“对，我正在写剧本。”

杨超观察，视频网站兴起后，导演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去拍网剧、网大的特别多；少部分在拍广告，只有更少部分在坚持做电影、写剧本，等待被创投选中。

电影项目孵化的过程往往以年计时，过程中没有收入，新人导演只能靠其他方式谋生。很多人都有兼职，有的在影视公司做编剧，接一些小活儿；如果会摄影或者会美术，就进别的组帮忙。这些工作占据了大量时间精力，能同时坚持创作，往往需要强大的自驱力。

03 钱

钱当然很重要。

提到导演的成功标准，钱宁黄第一反应是，“要能赚钱。未必是赚大钱，总要能覆盖拍电影花的钱。”现在，他的日常开销一部分靠剧本开发的收入，一部分靠家里接济。

《2019-2020中国影视行业青年创作者生态调查报告》显示，33%的新人导演启动处女作时，主要资金来源是存款和亲友筹资。启动后，50%的项目夭折于资金问题。

忻钰坤2013年拍摄第一部长片《心迷宫》时，制片人任江洲为了筹钱，回老家找开大理石矿的远方表哥、找曾经赴泰国商务考察团的同伴、找一起参加发改委文化创意总裁班的同学求助。他在快餐店从早坐到晚，一条条发短信借钱，2万、10万、20万，一点点凑足电影拍摄资金。

钱来之不易，所以更要掰碎了花——请不起专业演员就用素人，甚至直接找家人。客串也是节约成本的常见方法，王一淳拍摄《黑处有什么》时，录音组老大客串了片中卖冰棍的猥琐大叔。她自己也屡屡走到镜头前，还在演员敲不下来时，做好了亲自上场演女主角的心理准备。

她的两部长片，都是自筹的拍摄资金，“不怕得罪人地说，这个行业壁垒森严，我相当于花了点钱把这个壁垒敲破了一个小口，争取到一个表达的机会。”

光有钱也不行。

王一淳是半路出家，没有专业院校里积累的人脉资源，入行时“两眼一抹黑”。剧本尚可以自己完成，但到了片场，“用光、角度什么的这些都只能讲感觉”。一个剧组动辄上百人，她组建团队只能“不停碰运气”，不停试错，不停被骗，不停交学费。但在节目中，有业内顶尖的制片人帮忙，她只需要专注创作就够了。

这是最最理想化的导演工作，她称之为“托管式拍片”：背靠平台的头部综艺，配置了现成的团队，还天然带有流量和关注；演员由节目组去谈片酬和档期，不用导演操心。市场、运营、宣发和团队的问题都解决了，相当于给导演减轻了一多半压力。

甚至钱都不是问题。和节目制片人争取拍摄预算，也就是一场会面、两通电话、几次推拉就可以解决。偶尔还会有爱惜人才的前辈自掏腰包送上补贴——拍摄第二阶段短片《观察者》时，钱宁黄预算超支刷爆了信用卡，陈祉希知道后立马帮他填补了超支费用，李诚儒又转账6万以示支持。

可现实远比节目残酷得多。这些年，杨超见证了大量形态各异、野蛮生长的新人导演。刚毕业的电影学院学生，想要攒剧组、拍短片尤其困难，他们于是形成了各自的小江湖。在平遥，在FIRST，在各大电影节的创投会以及各大艺术院校的毕业学生中间，有一个相对松散的群体，可以在里面找到能帮忙的各种人。这些人在没有进入市场之前，会用相对便宜的成本、最基础的设备去完成项目，一边兼职一边坚持，等待创投奖项的肯定，以及一个与伯乐、平台、市场连接的机会。

就算有了代表作、走进主流视野之内，导演们更多的时候也要自己去市场上找钱，去社交。这是很多创作者都不具备的能力，因此也逐渐发展成另外一种淘汰机制：讨人喜欢的逐渐占领资源，内向的离机会越来越远。

04 一个职业

见到钱宁黄那天，他正在机房为最后一个短片赶制后期。他捧着电脑窝在沙发里，聊天时不自觉地走神。“我一边和你们聊，一边想这个片子要怎么办。”以前处理类似短片至少要一两个月，现在被压缩到几天。在他过去的经验里，推进一个项目，一拖可能一两年就过去了，也见不到成果。但参加节目的三个月，他拍了四部不同类型的短片。长期没有产出的空虚感，被快节奏的综艺竞技一扫而空。

强压有时能激发额外的创作灵感。第二阶段影片开拍前三天，王一淳临时决定换剧本。此时演员已经敲定，道具都已出库，景勘完了，就差开拍。但考虑到现有的故事不贴合“脑洞大开”的主题设定，她咬牙决定推倒重来。

最终的成品是获得第二阶段全场最高分的《音乐之声》，用蟑螂视角讲述的亲情故事。王一淳自认是容易拖延的人，平时在书桌前一坐坐一天，刷刷手机，看看电影，再随便写几笔，磨蹭一下，稀里糊涂几个月就过去了。但现在，“我好像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方法。”

决定做导演之前，曾赠试探过很多方向。她高中时入围过新概念大赛，但因为不确定以后要不要以文字为生，没去参加复赛；她还学了六年声乐，但也不确定是否想当歌手。她学过很多东西，但似乎都不足以和他人建立连接。有时候，她想跟人分享某一刻的感受，但文字写不出来，声音表达不出来——直到有一天她发现，拍电影可以。

“好像只有这份职业我坚持最久。”曾赠说。

每次采访，王一淳都要不停解释一个家庭主妇为何突然决定做导演。“那不是很正常吗，又不是想去掏大粪。”她说这不是个多么重大的决定，拍电影像是给自己争取到一个职业、一次表达的机会，“只不过争取到的有点晚了，岁数有点大了，精力不够旺盛”。和其他新人导演不同，王一淳要面对年龄和经验带来的短板。前段时间，她看了一段《长津湖》的片场视频，感慨徐克导演对现场调度的精准控制，什么时候放炮，射程、时间点，一切都在他的掌控里。

经历过现实敲打的人，往往更能分清理想主义与专业主义的尺度，分清梦想与工作的界限。导演是一份工作，做这份工，既有创作者自我表达的高光时刻，也要承担工作背后的琐碎和苦恼。杨超也提到，近几年毕业的青年导演们更现实，对环境的感知更强。即使投身影视行业，他们也能以更平和、更职业的心态看待这个工作，少有人像上一代那样，追求某种“使命感”。

结束了《导演请指教》四个月高强度的录制，王一淳还有《绑架毛乎乎》的后期要完成。钱宁黄的《蛋黄人》和《人人都爱查尔斯》的长片计划正在推进，他在节目中充分展现了作为类型片导演的潜力，已经有顶级科幻IP向他发出邀约。至于“年度价值导演”曾赠，早在第一轮短片《爱情》放映后，就有很多爱情片项目向她伸来了橄榄枝。

曾赠过去曾开玩笑说，一辈子只想拍三部电影。第一部拍长片，完成导演身份的自证。第二部，要证明自己是个好导演。但好导演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定义？一次荣誉能证明吗？奖项或票房能证明吗？她还没有答案。

至于第三部，则是什么都不想的个人创作。但这是以前的想法。现在她没有规划，在可见的未来她愿意一直拍下去。“我是导演，我需要待在现场，我需要一直工作，这才是我的价值。”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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