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最惨电影，要被下架了 环球即时看

这是一部能“以假乱真”的电影。

全素人演员——

两个主演，一个是出租车司机，一个是农村的小学生；

【资料图】

不加滤镜的大西北——

全程陕北方言，空旷的荒野；

全素颜出镜——

小男孩脸上的鼻涕痕，沾满污渍的衣袖；

卖货郎褶皱的军大衣，团成块的胡须。

如果不看简介，只怕真的让人以为这是一部纪录片。

然而，这恰恰就是《拨浪鼓咚咚响》的最大看点，那种“要命的真实”。

事实上，导演本就是拍纪录片出身，也曾想过拍成纪录片，但他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

他怕那些孩子长大后不想看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只因影片聚焦的孩子是中国697万人的缩影，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留守儿童。

很少能在影院看到关于留守儿童的影片，《拨浪鼓咚咚响》的上映，本是一次关注留守儿童困境的绝佳机会。

然而这部电影的票房却异常惨淡，上映一个月，票房还不到200万。

可以预见，这部电影的命运，或许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淹没在一片喧嚣之中。

就如同，始终处在社会角落，不被看见的留守儿童一样。

被小视“包场”的电影厅

“要命的真实”

影片中的毛豆是一个留守儿童。

他妈妈嫌家里穷，生下他过了百天就离家出走了。

爸爸外出打工，顺便打听妻子的去处，两年没回家。

冷冷清清的家里，只剩下他和奶奶相依为命。

然而，毛豆并不是一个乖孩子，平时没少让奶奶操心。

他去抢其他小朋友的炮仗，抢不过就狠狠咬住人家的胳膊死活不松口。

直到奶奶过来劝他：“再咬爸爸就不回来了”，他才乖乖放开。

他偷偷溜进卖货郎苟仁的后备箱，一不小心点燃了炮仗，把存储的货物烧了个精光，背上了近五千块的债。

苟仁无奈带他去找他爸爸要赔偿，毛豆在车上坐不住，摘下车顶悬挂的拨浪鼓，拿着钉子在上面的贴纸上划来划去，一使劲戳了个洞。

而那个拨浪鼓是苟仁最珍视的物品，他儿子的遗物。

任谁看，毛豆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熊孩子。

但其实看到最后，你会发现，毛豆心底最深处的伤口。

抢其他小朋友的炮仗，是因为没人给他买。

偷偷钻进苟仁货车的后备箱，是想去找爸爸。

实在想爸爸了，奶奶就安慰他：只要考试考了一百分就能见到爸爸了。

毛豆天真地相信了，可他拿了两个一百分，奖状贴满了屋子，跑到村口远远张望，从大巴车上下来的人中，却始终不见爸爸的身影。

奶奶去世后，家里只剩下毛豆一个人了，亲戚不管他，将他推来推去。

所以当苟仁想带他回去时，他说啥也不回去，甚至在公路上跳车逃跑，对着空旷的荒野崩溃大哭：

“我不回去，没人亲我了。”

到最后，毛豆的爸爸是找到了，但苟仁的债却没讨到。

因为毛豆的爸爸早就去世了。

尸体是在大桥底下发现的，发现时都已经臭了。

得知真相后，苟仁只能把毛豆送回家，临别前，他把自己最珍贵的拨浪鼓送给了毛豆，而那个被毛豆戳破的洞早已被他贴上了创可贴，就像他短暂地弥补了毛豆缺失的爱一样。

影片结局，毛豆一边摇着拨浪鼓，一边追着苟仁的货车大哭，可无论他怎么追也追不上，就像他无比渴望的、遥不可及的父爱一样。

被困住的一生

虽然影片已经足够写实，但可悲的是，毛豆遭遇到的困境仍然只是千万留守儿童的一块小小切面。

现实中的留守儿童的困境要更让人绝望。

他们从出生的那刻起，就预定了一个不幸的童年。

属于他们年龄的童真，大都与大自然有关。

玩具是水洼中蹦蹦跳跳的小青蛙；

游乐场是可以随意奔跑的田野；

可以说悄悄话的布偶娃娃是牛棚里的老牛。

而当成人世界提前来到他们面前，他们的童真也随之被无情地收割。

一个名叫加一的小女孩，爸爸妈妈在外打工，留下她和弟弟、爷爷、奶奶在家，作为姐姐，她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

上到照顾弟弟、生火做饭、洗碗、洗衣服的家务活，下到放牛、割草、采野菜的农活，样样熟练，种种操作，熟练地看不出小孩子的身影。

而她也才7岁而已。

“懂事”，体现在他们身上，并不是一种夸赞。

他们压根就没有选择。

一个名叫蒋云洁的小女孩被问到想不想吃零食，她摇摇头：“不想”。

理由是“爸爸妈妈要挣钱给奶奶看病，家里又没什么钱，所以要少用点”。

“懂事”的另一面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和无奈，在逼着他们提前成熟，变为小大人。

图源：《村小的孩子》

然而，摆在他们面前唯一能挣脱困境的路——读书，同样布满了荆棘。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云南鲁甸的“冰花男孩”。

教室里，一个小男孩满头冰花，眉毛、眼睑也是白花花一片，双颊被冻得通红。

图源：网络

起因是，这个小男孩家里距离学校五公里，在寒冬，他穿着一件单薄的外套去上学，天还没亮就出门，踉踉跄跄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学校，而这是他上学的日常。

很多留守儿童的学校都建在遥远的镇上，学校没有宿舍，他们只能天天徒步几公里的山路去上学。

在《村小的孩子》中，孩子们去上学要走十公里，途中经过狭窄的丛林路、布满水坑的泥路、车来车往的公路，走三个小时才能到校。

图源：《村小的孩子》

9岁的蒋云洁早该去镇上读四年级了，但她的奶奶不放心她一个人去上学，只能让她一直留级，重读了两次二年级。

奶奶惭愧地说：

“我对不住她。”

另一个难题是，微薄的薪水留不住老师。

在《村小的孩子》中，一位代课老师的工资只有六七百块，这还是涨了之后的，从前仅仅一两百块。

可以说，他完全是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在这里坚持了16年，最后迫于经济条件还是离开了。

泥泞的上学路、稀缺的教育资源，这条向上的道路，处处是阻碍。

图源：《定义2021》

当然说到最后都是一个问题——钱。

留守儿童钟芳蓉考上北大后，不顾外界劝阻，坚定地选择了梦想的考古专业。

然而这于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是想都不敢想的。

在纪录片《路》中，导演接连问了几个留守儿童同样的问题：你长大想做什么？

没有听到预料中的科学家、宇航员、老师等等职业，他们的回答现实得可怕——

打工。

因为打工可以赚钱，爸爸妈妈就没那么累了。

图源：《村小的孩子》

依稀记得，当钟芳蓉的妈妈得知她考上北大后，最兴奋的事是，她的下一代不用再留守了。

这也是留守儿童最难突围的地方。

辍学打工，相当于又走了父母的老路，一代又一代留守儿童踩着父母的脚印，被困在了代际循环的魔咒中。

谁来救救他们？

逃不出代际循环的魔咒，并不是终点。

留守儿童的人生还会在某个脆弱的链条处中断，整个跌入深渊。

没有大人的引导，他们很容易走上歪路，这也让留守儿童犯罪问题走入大众的视线——

2012年，12岁的留守少年因为日常琐事，先后杀死表弟、表妹、姑妈；

2015年，湖南一留守儿童杀害73岁老妇，拿走其身上700余元现金后逃离现场；

2015年，三个十多岁的未成年人，用木棍和剪刀杀死一名53岁的女教师，抢走了2000块.......

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一直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她认为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缺席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做人的底线，是父母在孩子幼年就要给他们的东西。人生中有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做错事，第一次任性，第一次说谎。第一次制止和后来再制止是完全不一样的。”

缺少父母引导的留守儿童，在犯下罪行前，很多人并不知道犯下罪行的后果是什么。

甚至曾有一个留守儿童在供述完罪行后，还在问警察：“我可以走了吗？”

但更多时候，他们是受害者。

留守女童是儿童性侵案件中的重灾区。

由于她们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家中的老人忙于农活无暇顾及，犯罪分子有了作案的可乘之机，往往犯罪过程的时间跨度长达几年。

广西平南，留守儿童小月出生后不久，母亲就离家了，父亲在外打工，她与姐姐、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为了省去徒步4个小时的上学路程，小月住在学校旁边的托管所里。

也是在这里，小月和9个女孩落入魔网——

她们都遭到了宿管老师的性侵。

当小月遭遇性侵时，她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而在此之前，也从未有人告诉过她如何防范性侵害。

即使没有外界的侵害，这些留守儿童还会面临心理抑郁的问题，身旁无人能及时开解，他们渐渐对生活丧失希望。

此前，毕节4名留守儿童集体喝农药自杀事件轰动全国。

4个孩子年龄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5岁。

年龄最大的哥哥留下一封遗书：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在他们小时候，父母就出门打工，留下他们四兄妹独自在家。

悲哀的是，直到他们离世，4个孩子的父母依旧音讯全无。

叔本华曾道出：

“当一个人对于生存的恐惧大于对死亡的恐惧时，他就会选择自杀。”

或许，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没有家人陪伴、没有爱的世间本就和地狱并无差异。

谁来救救他们呢？

改变从关注开始

“我喜欢过年，过年爸爸妈妈就能回来，我也不喜欢过年，过了年，他们就走了。”

成长中，每个留守儿童最先学会的事情就是——离别。

加一的妈妈过年回来待了没几天就要离家去广东打工，大人都在外面送妈妈离开，只有加一躲在被子里大哭，整个身子不住地颤抖着。

一旁的弟弟跑过来拍拍姐姐，也呜呜地哭起来。

爷爷过来安慰她：“在家陪你玩，哪有钱建房子、盖房子。”

就如那句话所说：“如果我走了，就没办法拥抱你，如果我不走，就没办法养活你。”

图源：《加一》

每当留守儿童出现问题时，我们常常把责任归咎于他们的父母。

可对于他们的父母，又何尝不是一种痛呢？

这些外出打工的父母，生下孩子后就踏上远方的路途。

虽有着父母之名，却从未完整体验过父母角色的实。

忘不了《村小的孩子》中的一幕：

两个留守儿童和在外打工的父母视频通话，两头的人都哭个不停，频频擦泪。

父母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要读大学，“不要像爸爸妈妈一样，做一个农民工太辛苦了。”

图源：《村小的孩子》

也只有在这时，相隔着远距离，父母和孩子才学会了如何表达爱。

没有传统的委婉，他们向对方表达爱的方式直白而又热烈：

“爸爸妈妈都很爱很爱你们。”

对面的孩子收起了平时的调皮，擦完眼泪，盯着妈妈，眼睛亮亮的：

“妈妈，我爱你。”

图源：《村小的孩子》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疑惑：我们的关注又能改变什么呢？

就像纪录片导演蒋能杰曾在影片放映现场遇到的一位观众说的那样，“这些影片应该放给官员看，我们已经纳税的合法公民”。

诚然，留守儿童现象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难题，它涉及到城乡之间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二元户籍制度、高昂的房价等等难以撼动的社会问题。

但就如蒋能杰说的：“你们不是没关系的，如果他们的孩子出了问题，也可能影响到你的孩子，一个不健全的制度下，没有谁能置之度外”。

图源：《村小的孩子》

《拨浪鼓咚咚响》导演白志强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要费劲心力地拍摄一部不赚钱的电影。

从剧本写作开始，就有很多人告诉他，这部片子很难获得成功，一位友人更是直白地说：“没出路，你就造”，但他觉得既然看到留守儿童的困境，他就一定要做点什么。

在电影筹备过程中，一个赞助没拉到，剧组资金最困难的时候，卡里只有7块钱，最后导演把自家房子抵押了才勉强完成拍摄。

图源：《拨浪鼓咚咚响》

另一个执拗的导演蒋能杰也曾拍摄过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的电影《矮婆》。

为了这部电影，他掏光了原本应该用来买房子的首付，最后这部电影的票房更为惨淡，仅仅26万。

拍纪录片的十年，他大多处在负债的状况中，因为他总关注底层生活，不够“正能量”，还被人批“不爱国”。

事实上，这才是他爱国的方式：

“正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所以才会觉得这个国家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和我们有关，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在这里成长，才会希望把其中的问题反映出来，让更多人关注到，有所改变。”

总有一些人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固执地相信并坚守着看似不切实际的理想。

图源：猫眼电影

但这些努力，真的一点用都没有吗？

上文提到的“冰花男孩”，在媒体报道后，许多社会人士纷纷捐款，连同他所在的学校也受益，学校盖了宿舍，他再也不用天天徒步上学了。

《矮婆》中懂事得惹人心疼的蒋云洁，没有被迫进厂打工，而是在社会的资助下继续读书。

《村小的孩子》中留守儿童范魏媛，从初中就开始打零工赚学费，她曾绝望地说过：“再便宜的大学也念不起”，在纪录片播出后，她在社会的资助下成功考上了大学......

图源：《村小的孩子》

你看，发声是有人能听到的，关注是有用的，这也是小视写下这篇文章的原因。

改变很难，但改变是从关注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