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上映50年，你真的看懂这部“殿堂级”电影了吗？

文 | 维舟

1972年3月24日，电影《教父》正式上映，并一举夺得第45届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3项大奖和6项提名。虽然已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但这部被美国电影学院评为“美国最伟大的黑帮经典电影”从未过时，一直是无数人心目中的影史最佳电影，对影视制作（尤其是黑帮类型片）和流行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我也大概看过不下十遍，至今常看常新。起初，像很多人一样，我只是注意到那些刻画人物性格的戏剧性桥段。在大学宿舍里，每次翻出来重温，看到教父维多·柯里昂问瓦隆塞拉“在报警之前，为什么不先来找我”，我一位同学就放声大笑，觉得“实在太霸气了”，这被视为一种男子气概，大概也因此，爱奇艺上将这部电影标榜为“男人必看的《圣经》”。

然而，对这个故事所根植的社会文化背景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发意识到，这其实是肤浅的误解。牛津大学社会学系的意大利裔社会学家狄亚哥·甘贝塔（Diego Gambetta）在其经典的《解码黑社会》一书中已经给出了解释：有组织的犯罪至少是相当理性的，他们是在法律和警察不能起作用的地方，向人们出售保护。就此而言，教父那番话与其说是“霸气”，不如说更像是在谈一笔生意：他提供一种特殊的服务，希望潜在的“客户”第一时间先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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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代社会的黑手党是在19世纪晚期出现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甘贝塔在追溯其历史时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地方政府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保护财产权：西西里岛崎岖而又贫瘠，权力很分散，在历经战乱和社会变迁后，岛上土匪遍地，自给自足的农民要去集市出售农产品都难免遭抢劫，为此，他们不得不雇佣一两名保镖——卖东西赚来的钱，支付一部分给保镖，总好过被土匪洗劫一空，这些保镖就是黑手党的先驱。

这项研究给了很多人启发。英国学者格莱德希尔在《权力及其伪装》中指出，黑手党出现于19世纪农业社会的结构转型中，这使得村民与更大的正式系统（法律、警察）之间出现了缝隙，于是旧的庄园武装卫士为自己找到了“市场”和“机会”，那就是在农民和更广泛的社会中间作为斡旋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也强调，“由于缺少在面对民事纠纷时可以求助的有效的司法系统，人们被迫求助某个黑手党成员，使其确保自己在遭受欺诈时能寻回公正”。

因此，只要社会机制不完善，类似的故事就会上演。在后苏联时代的社会动荡中，很多俄罗斯人发现连基本的个人安全和财产权都难以得到保护时，就为本地黑帮这种私人性质的保护创造了机会。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正如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说的，俄罗斯的经济政策造成原有的脆弱社会关系崩溃，由此带来的不安全感催生了黑手党化，又随之产生非常不利的经济效应，因为资本会加速逃离不安全的社会。

从这一意义上说，最经典的黑社会故事中，社会转型期的裂缝、矛盾、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背景条件，而这也的确贯穿于《教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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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纽约经历着战后的繁荣，传统的约束正趋于瓦解，这充分体现在几个唯利是图的黑手党家族决意涉足毒品时，秉持老派价值观的教父维多·柯里昂因为反对而遭暗杀。虽然别人觉得毒品和赌博都是非法勾当，但在他看来则有本质差别：赌博无伤大雅，但毒品不能容于世，这种勾当会破坏他与政客们的关系。换言之，他节制的原因是他凭借多年的经验，小心地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深知过度的贪婪可能会招致毁灭。

然而，他的遇刺正表明，连他这样的大佬级人物，也已经无法制止新的势力暴走了。他三个儿子身上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三种可能的反应：老大有勇无谋，猛烈反击；老二懦弱，坐地哭泣；老三迈克表现得最为冷静——在这部电影里很少看到他笑，情感最为克制。在这部电影里，人们一般理解“教父”是指马龙·白兰度饰演的维多·柯里昂，但阿尔·帕西诺出演的迈克·柯里昂后来也是新教父，甚至可能更能体现出那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

迈克是临危受命，教父和他原本都不情愿由他接手，大哥桑尼说他是“大学生，乖乖仔”，他之所以接手，并不是人生规划如此，而是出于对家族的责任——实际上，他后来表现出来的冷酷，与其说是本性如此，也不如说是为了家族。在这个人物平静的外表底下，有着最激烈的矛盾冲突。

讽刺的是，正是他的起初看上去的单纯、缺乏经验，成了他在与复杂敌对势力斗争时的秘密武器。在这个充满阴谋、背叛的世界里，和谈往往是无效的，承诺也随时不作数，那些把戏，毫无疑问对手和内鬼也都知道，但他们都低估了迈克，因而犯下了致命的错误。这也意味着，迈克是有意无意中利用自己的伪装来迷惑对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这是有代价的，那就是更进一步污染了自己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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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岛对迈克而言是重生蜕变之地，他在这里避难期间完成了向教父的转变。他为何回美国长达一年后才去找前女友凯伊？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脏活中陷入越深，他就越需要救赎，凯伊就是他的良知和失落的内心。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开头时教父的女儿康妮的婚礼非常隆重，然而后面迈克的婚礼却完全不曾提及，那时纽约黑帮“以和为贵”的时代已过去，迈克本人也低调得多。很多人都觉得他和凯伊完全不搭，然而这一角色安排却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段婚姻中的矛盾，就是他内心冲突的外化。

有一点常被人所忽视：迈克找的两位女友都很纯真，这种纯真之所以如此吸引他，恐怕正是因为与他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有共鸣。凯伊的职业还是幼儿园教师，当迈克最后欺骗她时，她如释重负，立刻就信了；但他对这一欺骗极为心神不宁，不敢正视她，并再三声言这是最后一次允许她过问生意上的事。在迈克审问姐夫卡洛并得知大哥桑尼遇害的真相后，欺骗他“快走，别让我再看到你”，看似冷静，其实恐怕也是因为不想再看到其眼神，因为他明知卡洛很快就会被处死。

借用《纳粹医生》中“双重自我的角色转换”这一概念，迈克可以在两个角色之间切换：“生意”时他是“教父”，但在家庭里，他努力想做一个好丈夫、好儿子。问题是，当这两者出现冲突时，他的良心就不可避免地遭受持续困扰。这就是他为什么竭力将凯伊限制在一个家庭内部的妻子角色上，因为他极其抵触让她得知自己在“生意”上的那些污浊。然而这一困扰不仅没能消除，到《教父》第二、三部中甚至表现得更为明显，尤其是处死二哥弗雷迪，使他深感有罪。

这是一个“想做好人的坏人”，不像日本文化中坏人有风格也能得到崇拜，在这里着重表现的是其善恶交战的复杂内心冲突。所以片中的宗教场景并不只是点缀和气氛烘托，而恰是症结和象征所在。“教父”这一称号也不是虚名，相反，仍伴随着一整套角色规范，从而与人们的实际作为构成巨大的张力。作为新任的教父，迈克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受这些束缚而挣扎，这奠定了他人生悲剧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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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有点像《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一个小人物在时代剧变中试图改变命运的自我毁灭之路。1969年马里奥·普佐的小说《教父》出版不久就引起轰动，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不无讥讽地说：“从‘美国精神’（Americanism）的价值，它反而具体而微地呈现了这些价值。毕竟，有什么会比身无分文的移民小孩，凭借一己的冒险进取精神，努力在财富和地位上力争上游的成功故事更富有美国的色彩？”如果是这样，那教父身上的那种挣扎，至少也体现出“美国梦”也有其黑暗的一面。

如果说像这样的黑帮史诗很可能随着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而逐渐成为绝响，那么看起来吊诡的一点是：却也正因此，才使得这些故事对观众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罗伯特·德尼罗主演的《美国往事》（1984）以一种怀旧的伤感留恋那逝去的深厚情谊；另一部《赌城风云》（1995）中，男主角无法理解金姬为何总是放不下那个拉皮条的前男友，但他自己却也离不开这个让他爱恨交织的女人——在这些黑帮片里，人与人之间的情义纠葛更深，像是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中一个小型熟人社会，这种强烈的人际粘连既是可怕的束缚，却又成了怀旧的对象。

伊恩·布鲁玛在《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中说：“一般日本人还常常保有这样的信念，即黑帮维持着值得尊敬的习俗和美德——也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强烈的团体一致性和对主人单纯地表示出绝对的忠诚，这些习俗与美德在主流社会中已经屈从于现代化。”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点：随着现代化的完成，日常生活显得如此庸常无趣，以至于黑帮电影“将人们理想的武士时代的传统男子气概变成一种浪漫传奇”。

从1970年代起，日本黑社会独立的中小型帮派就不断衰退，老一代帮派头目的影响力不断降低并渐渐退出，当时就有头目说，加入他组织的年轻人“似乎不再重视那些可贵的传统”了，而现在的问题肯定更严重。小说家雷蒙德·卡佛在接受访谈时曾说：“那些一度让你觉得非常重要并愿意为之而死的事情，已变得一钱不值。”他的原话当然不是指黑社会的变迁，但却很讽刺地同样贴切，像香港电影《英雄无敌》中，就不断重申“江湖道义已不存在了”，这些黑帮人物俨然被浪漫化为旧道德的最后捍卫者。这些当然是神话，但却是人们需要的那种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