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报：饶晓志：不惧归途万里，家是唯一方向

文/李霆钧

(相关资料图)

编辑/丁小雨

责编/杜思梦

赤手空拳的外交官面对战火和绝境，如何用“言值”与勇气，打通一条生命通道？

今日，根据真实事件改编，首次揭秘中国外交官撤侨幕后的电影《万里归途》正式公映。

《你好，疯子！》《无名之辈》《人潮汹涌》……导演饶晓志以往的电影作品保持着对现实的关注，对普通人生活命运的观照。

拍摄《万里归途》，饶晓志继续以普通人的视角出发，他们在遭遇战争、饥荒、病痛、误解的情况下，运用自己的勇气与智慧，夹缝中求生存，最终顺利把同胞护送回到祖国怀抱。

他表示，电影最终都要回归到故事，回归到人物，这是激发创作欲望的根本。《万里归途》没有讲一个大英雄的故事，外交官也是普通人，但他们背负了把同胞安全撤回的职责，并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样一份人性的光辉。

饶晓志（左）工作照

饶晓志说，“我们在中秋、春节都要回家，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沉淀在基因里的东西。不论我们身处何处，距离祖国千里还是万里，家才是庇护我们、最能带给我们安全感的地方。”

聚焦普通人的家国情怀

《中国电影报》：您此前的电影作品以关注小人物的荒诞喜剧为主，是怎样的机缘巧合参与到撤侨题材电影《万里归途》的创作？

饶晓志：这部电影是郭帆导演此前储备的一个电影项目。从开始接触到决定拍，我和创作团队进行了大量的知识补给，包括路阳导演在内的朋友也鼎力相助，做了外交官等相关人物的采访，追踪了相关的报告文学和图书。

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常思考，外交官并没有那么高的“武力值”，他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把那么多同胞从战火纷飞的国度带回祖国，这中间肯定充满了各种危险与挑战，这是我认为能够有创作冲动的部分。

我喜欢拍普通人的故事，我也认为《万里归途》没有讲一个大英雄，外交官也是很普通的人，但他们背负了把同胞安全撤回的职责，并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样一份人性 的光辉。

《中国电影报》：通过整个创作过程，您对于外交官有了哪些全新的认知？

饶晓志：我们印象中的外交官，仪表堂堂、善于沟通，能言善辩、不卑不亢，他们睿智且富有担当，所有正面的词汇都可以形容外交官。

但在这些之外，他们也是一个普通有血有肉的人，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面对危险时，他们也有脆弱或害怕的时候，这是人最正常的反应。了解越多，越明白他们背后的辛酸，越理解他们对于家庭的愧疚感。

撤侨是国家各个单位相互合作的事情，但冲在第一线的是这些没有武装力量的外交人员，只能运用自己的智慧，在夹缝中求生存，以实现把同胞带回祖国的目标。他们会经历战争、饥荒、病痛，也会遭遇家人的不理解，能想象到的痛苦，他们都在经历着。

《中国电影报》：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据了解，当时我国政府共帮助3万多同胞顺利撤离。在创作时，您如何从众多真实事件中选取素材？

饶晓志：外交官撤侨的实际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复杂得多。比如护照丢失、遭遇抢劫、与武装人员周旋、留记号给卫星地图等等，都是真实遇到的。我们依靠的是整个国家的实力，外交官沟通的能力，还有当地对我们的友好程度等等。

我们采访了参与过撤侨行动的前外交官，他亲自带出去的同胞有好几千人，就像电影中展现的那样，一批一批送到关卡，通过艰难的交涉、沟通，最终实现撤离，当时身旁就是噼噼啪啪打仗的声音。

在一部电影里只呈现这些内容，或许不够精彩。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一个普通人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要时刻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那将是非常巨大的挑战。

在成朗身上，

宗大伟找回了自己的“初心”

《中国电影报》：影片塑造了宗大伟、成朗等几位外交官角色，您在首映式上曾说，宗大伟和成朗关系近似于《疯狂动物城》中的狐狸和兔子。为何做出这样的比喻？两人的关系如何从矛盾冲突转变为彼此认同？

饶晓志：宗大伟是老外交官，曾参与过多次撤侨行动；成朗是新人，他初入职场的勇敢、理想和抱负尤其可贵。宗大伟看到成朗满怀理想，仿佛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但有些经验会给人带来痛苦。因此他既欣赏有理想的年轻人，又害怕他经历太多变成一个情绪化的中年人。

老外交官的丰富经验、职场新人的理想主义，两者之间的冲突是故事的矛盾点。两人其实是互相欣赏，宗大伟在成朗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初心”。

《中国电影报》：您认为，是哪个事件促使成朗的观念发生了转变？

饶晓志：他很清楚，一次小的争吵导致队伍出现了分崩离析、分道扬镳。出事之后，也印证了宗大伟对他的警告。

他们二人都是把“诚实”当作美德的人。但是当宗大伟经历了很多事情后，他的经验告诉他要采取不一样的方式来避免严重的后果，也就是所谓“善意的谎言”。这是宗大伟身上非常矛盾的地方，也是他非常有担当的地方。

整个过程中，成朗慢慢去体会他的心情，这是转变的过程。我不太认为“中枪”之后才发生转变，“中枪”是转变的终点。

《中国电影报》：这是您第一次和张译、王俊凯合作。合作下来感受如何？

饶晓志：我第一次见到小凯，我就认为他是成朗，他有青涩、单纯的一面，阳光大男孩，也比较直来直去，这和角色比较贴合。从最终呈现的效果看，小凯的表演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期。

张译是一名很聪明的演员，他扮演宗大伟，对于电影而言，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缘分。在表演上，他可以给我们一个安全感，会想很多办法，琢磨人物的反应，比如“轮盘游戏”的戏份，每次开枪前的内心活动、面部表情、情绪表达都是递进的，这些都提升了角色的魅力和特点。

这次李雪健老师也贡献了精彩的演出，也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觉得自己的年龄感不太符合大使，希望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一点。李雪健老师可以让观众“人戏不分”，我觉得这是表演的最高境界。

成泰燊（左）、饶晓志（中）、李雪健（右）工作照

把战争拍得越惨烈，

越能展现和平的珍贵

《中国电影报》：与您以往的作品相比，这部电影的工业化程度是否更高？

饶晓志：对于我来说，整个团队从《你好，疯子！》到《无名之辈》，从《人潮汹涌》再到《万里归途》，从投资、制作、场面都在升级。

作为导演，从写剧本到完成拍摄，大概近一年的时间是精神高度集中的阶段。其实和带领一群人经过万里跋涉回家的概念差不多，时时刻刻要做决定、做选择、打配合。因为宁夏日照时间长，我们拍夜戏时间很紧张，所以必须注意力集中，强度很高。

比如宗大伟、成朗找到白婳的那场戏，是一个长达四分钟的长镜头，对准确度要求非常高。100多名演员之间需要认识、磨合，大概用了两天时间。拍摄完毕后，所有演员欢欣鼓舞，发自内心地欢呼。我记得很清楚，总共拍了40多遍。

所谓工业化，简单说就是分工明确，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

《中国电影报》：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战区，还有很多沙漠、废墟里的戏份。资料显示，片场1:1搭建了外国建筑，还在糖纸上印刷阿拉伯语。在真实还原方面，您做了哪些努力？

饶晓志：整部戏，就没“干净”过。我们要不然是打仗，要不然就是走在荒郊野外，那种大漠飞烟，要不然就是灰尘巨多的那种废墟。拍大使馆算是我们特别干净的地方，但是大使馆中我们要放烟，营造好看的光影效果，所以实际上也很呛人。

现场，我们还会用大型吹风机制造灰尘。当然，我们已经采用了很好的材质，比如大麦的麦穗颗粒，还有一些谷物来营造粗粝的感觉。但对演员的伤害肯定是存在的，工作人员也会带上很厚、多层的口罩。但演员必须把自己暴露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记得小凯吃进去好多土，一张嘴全是沙土。

《中国电影报》：在尊重事实，追求真实的基础上，您如何在主题性和商业性上寻找到平衡？

饶晓志：不论是什么题材、类型，最终都要回归到故事，回归到人物。这是激发我们创作欲望的根本。

《万里归途》一方面诠释出我国外交官的形象，展示出我国外交领域、外交事业的发展，也从外交官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普通人恪尽职守，坚定信念，克服万难带领同胞回国的动人故事。作为电影创作者，我一直想要追求的就是思想价值、艺术表达和市场属性的平衡。

《中国电影报》：电影的主题既包含了撤侨，也有对和平的呼吁。您如何理解“回家”与“和平”的意义？

饶晓志：就像我们春节、中秋一定要回家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几千年来沉淀在基因里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管身处在中国的某个城市，还是到了国外，遇到事情还是觉得家才是庇护我们的地方，国家才会给我们安全的感觉。这是中国人天然对自己土地的归属感。

战争让一切变得很可怕，战争使一个国家迅速崩塌，使社会迅速不安定。在战争这种环境里，没有说谁保护谁才会牺牲，有可能你出个门就遭遇意外了，你有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牺牲品而已。所以我们展示的那些战争场面、暴动场面，还有那种恐怖袭击的场面，其实都是为了讲述和平是真的值得珍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把战争拍得越惨烈，越能对比我们的和平是来之不易和珍贵的，而且我们应该要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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