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手》他们是与家国人民融为一体的英雄

当《狙击手》立项还叫《最冷的枪》的时候，笔者就已经开始期待了。倒不是因为导演是张艺谋，而是因为这个题材在中国电影中比较新颖而独特。

决定一场战争胜负和走向的是多方面因素：战略部署、战术运用、装备后勤、官兵素质、士气风貌……团队战斗场面往往也恢弘壮阔，尤其是现代的大规模战争，个人作战能力的强弱并不能起到左右总体局势的作用，这注定了狙击手是战争中的边缘角色。但对于电影的观赏性和娱乐性而言，狙击手因其神秘和传奇的特点却又具有巨大的魅力，因而在许多战争片中，都有狙击手作为出彩的配角出现。所以，从一开始笔者就对张艺谋如何讲述抗美援朝这样大规模战争中狙击手的故事充满了好奇。

影片公映的时候，名字已经从听上去冷酷而诗意的《最冷的枪》改作为平朴写实的《狙击手》，这一改动是合适的，因为尽管整个故事是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阵地战阶段“冷枪冷炮”运动为基础，但剧情极为凝练，浓缩为志愿军五班与联合国军精英狙击队之间的对狙，双方其实都不再是打冷枪，而是彼此的对决式较量。重点从“物”(枪)和“技”(冷)转到了“人”(狙击手)，这不仅是片名的改变，也是叙述中心的转移。

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狙击队为了诱捕志愿军神枪手刘文武，而用一名受伤被俘的志愿军侦察员亮亮做诱饵，设置了一个陷阱，当刘文武带领神枪手五班十几名战士去营救战友时，双方展开了对战。快速地交代了剧情框架之后，影片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叙述双方人员之间的斗智斗勇。这几乎称得上是极简的情节，将巨大的戏剧张力蕴集于狭小的空间与有限的时间之内，处理的方式颇类似于传统戏剧中的写意与留白，将篇幅留给了最为精彩的动作与调度。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对决双方你来我往的回合缠斗，如同武侠片中的高手过招，是一种以小见大、举重若轻的表现方式。

冷枪与对决的区别在于技术与人。《狙击手》逆转了基于历史的想象期待：不是志愿军战士打冷枪，而是让他们携带简陋的枪械步入敌军的陷阱，对方则以更为精良的装备、地空辅助以逸待劳。无论从战斗的先机，还是从实力层面而言，五班的神枪手们都处于弱势。如何逆风翻盘，机会与可能性在哪里?这种看上去实力悬殊的设置无疑充满了扣人心弦的紧张感。毫无疑问，联合国军占尽天时地利和现代设备的压倒性优势，一开始就造成了五班的极大伤亡，但即便五班战至最后一人，还是完成了任务。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洗礼的志愿军在堪称绝处求生的处境中，利用有限的条件，充分发挥了浴血革命过程中激烈的战斗智慧，这是人民军队的战友情、协作意识、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顽强而灵活机动的作风合力的结果。也就是说，最终是人战胜了技术。

五班的战士在整个战争中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群体，但每个人又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不是战争机器，而是有头脑的战士，既能够在处于劣境中依然保持冷静分析的头脑，随机应变地迅速反杀;也有不惜以生命换取胜利的无畏果敢，明知在敌人的枪口下拖回战友的尸体九死一生也义无反顾。支撑着他们战斗到底的是一种必胜的信念，影片通过一段唱歌的情节突出了这一点。躺在战场中间的亮亮奄奄一息，为了让他保持清醒，五班剩下三个人开始大声地唱起了战歌。这个时候，他们并没有泄气，反倒昂扬起了更为迫切的斗志，这种信念与信心才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关键。

较之于枪和枪技，《狙击手》重在刻画人物。它对之前涉及到狙击手类电影的突破在于，让志愿军的狙击手一开始就处于“暴露”的境遇之中，而我们知道狙击手最大的特点恰在于隐藏，让对手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在已经暴露的处境中重新隐蔽打击对手，更能凸显出人物的机智和英勇，而当对手提出以刘文武交换亮亮时，刘文武更是以自己的暴露强化了牺牲与奉献的精神。

这是一个群像戏，几乎每个人都有其个性。身负重伤而不忘情报的亮亮、背着铁板营救战友的胖墩、总是惦记着望远镜的小徐……最为突出的无疑是刘文武和陈大永，刘文武从来不笑、成熟冷静，是敌军首要的猎捕对象。大永则是一个新手，木讷而敏感，战友的牺牲总是让他热泪盈眶，残酷的战斗则让他迅速成长。当全班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几乎是面对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用刘文武教的方法成功击毙对手，带回了情报。战士们牺牲了，但五班不死。如果说刘文武代表了理性和牺牲，陈大永则象征着成长与传承。

在这种传承之中，可以看到一种个人与集体合一的精神活力。五班每个人尽管各有特点，但也有其共性。那是一种个体融入到集体之中的新型关系：个性寓于共性之中，个人与集体之间并非二元对立的结构，个体也不是整体的部分，而是个体就表现为集体的形式。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个人从来都只是抽象的符号，他(她)一定是与某种共同体、与特定的社会结合在一起，获得了某种身份才具备历史的意义。在前现代时期，无名的个体如同马克思所说不过是暗黑布袋中的土豆，互不相属，直到现代以来的革命才塑造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子弟兵)。对于20世纪的中国尤为如此，散沙式的民众在反封建反帝反殖的革命建国过程中凝聚为具有共同体意识的人民，从而也才会在抗美援朝的国际主义战争中同仇敌忾，这是一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所在。

回到电影中，群像与个性之间的塑造容易形成矛盾，战争或者泛斗争电影(比如武侠、谍战、警匪等类型)中常见的方式是个人英雄的刻画，突出个体异乎寻常的身体能力与精神能力，这毋宁说是古典英雄和现代个人主义的变体。当代英雄或者英模的形象表述一直是个难题，这个难题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红色经典”中有着部分的突破，即将个人置入于集体之中，个体英雄成为时代英雄的象征。主旋律电影往往采取这一个方式，但如何平衡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则很难把握，很容易陷入到符号化之中，从而让英雄人物变得空洞，让观众难以共情。

《狙击手》一方面吸收了传统戏剧和电影表现个人才干的意象化手法，另一方面则继承了“红色经典”中个人与集体同一的叙事。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五班的狙击手们都是具备特别才能的英雄，却又并非好莱坞影片中的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英雄，他们的才能超乎常人，身份与情感上却亲近于普通人，因而同国家和人民融合在了一起。这种与家国人民融为一体的英雄，既是具体的个人，也是集体的代表，他们化身为集体，集体通过他们表现出来。就此而言，《狙击手》便具有了“以一滴水折射太阳、以一个班反映整个战争”的含义，它让主旋律的感召渗透在商业片的外壳之中，如同盐化入到水中，水汇入到江海。

(刘大先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