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阳光陷口碑危机 如何不在现实题材中冒犯观众

改编自阿耐小说，并由原作者参与编剧、简川訸执导的《相逢时节》，有可能创下正午阳光作品的评分新低。有人用一句经典小品里的戏谑之辞来形容主创团队的口碑危机——“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

以正剧、精品出圈的正午阳光素来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优等生，但他们的最新作业是难言及格的。《相逢时节》在剧本、选角、剪辑等多个环节都面临不小的质疑。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剧情的“狗血”浓度。有观众称之为“全员发疯”，无论主配角，个个都有难用人之常情来揣度的瞬间。值得玩味的是，一片批评声里也有观众发文鸣不平，认为真实的人与生活就是如此，每个人都有为命运崩溃的时刻，每个人也都有人性的瑕疵。

“太夸张了”与“生活本来如此”，类似争议绝非《相逢时节》一剧之困，许多现实题材尤其是描绘家庭婚姻代际等主题的剧集，多多少少受困于此。两方观点交锋之处，看似是受众个体对“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接受阈值参差，实际指向了较为普遍的创作症结：从现实中来的人生之痛、生活之难、命运之冲突，该如何与中正平和的美学风格调和、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情感共同体相融，在揭开人性的暗面后依然让人心向阳光。

人性的交错固然迷人，逻辑自洽才是故事好看的基本法

临近大结局时，有网友盘点了《相逢时节》里“能排上名的坏事”，发问到底谁才是坏人。20来桩显见的坏事，时间轴上既有父辈的一步深渊，也有子女辈的一念之差;简、宁两个恩怨对立的家族间，没有完美的受害人，也不存在真正千帆过尽的宽恕。看起来无辜的女主角宁宥，在爱情与亲情的考量上昏招频出;做着自认为善意的事情，男主角简宏成的疏于沟通与解决问题的“钞能力”一招鲜，给他招来伪善的评价。全员人性复杂甚至全员“恶人”，意味着放弃了用“符合大众心理预期”的主角形象积累观众缘的成熟打法。单就这点看，创作团队起始的姿态是可取的。

但无论故事新编还是回归传统手势，任何一支成熟的创作团队都不该在基本线上失守——人性的交错地带固然迷人，逻辑自洽才是故事好看的基本法。

论角色的缺点满身，正午阳光此前的《都挺好》《乔家的儿女》其实都有。无理取闹的苏大强、冲妹妹暴力相向的苏明成、凡事自我优先的乔祖望、总是被爱冲昏头脑的乔四美等，无不是“我那不省心的家人”。但细剖他们的行为逻辑，每一步都作出了符合故事讲述和人物自身性格特征的抉择。乔祖望的自私在今天观众眼里够“渣”，若回到故事发生的年代，那样的父亲形象有着时代环境的典型表征。乔家的五个儿女，同样是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社会环境呼啸向前而人心变迁猝不及防时的典型纠葛。一样是阿耐的作品，苏大强一家子的各怀心事，因为有了忠实于角色个体的成长轨迹，有了能让观众代入“生活不易”的真实细节，而被报以“理解之同情”。人们常歌颂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但若父亲真的向儿女索要回报，这有错吗?苏家的陈年账本触发观众思考;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当老大和小妹一个顾小家、一个工作为重时，老二担起陪伴父亲的全部职责难道就是理所应当?苏明成的哭诉展现出事情的另一面;甘蔗没有两头甜，大家和小家怎么排序才是正解?苏明哲给父亲买房的前后故事耐人寻味。

到了《相逢时节》，人性的复杂滑向了人性的一团乱麻，许多角色都在剧情的功能性下，活成了自己的背叛者。比如宁惠，剧情需要母亲温柔沉静时，她在家庭突遭变故之初为儿女改名，取意宽宥、宽恕;她也曾在宁宥婚变、宁恕义愤填膺要报复郝青林时，赞同女儿对公婆的体谅之举。可半程过后，善解人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仇恨蒙蔽的偏执形象。再看田景野的前妻邵彦，出场设置是因丈夫经济犯罪断然分手的人间清醒模式，但转身就投入了坑蒙拐骗不学无术的混蛋怀抱，前后矛盾仅仅是为了服务于男女主在替好友家事出谋划策时的默契指数。更不消说宁恕在总公司被实干印证过的精明能干，到了他积攒心志的复仇线上荡然无存;简敏敏和陈昕儿的歇斯底里也总是来得突如其来……

角色能有转折，人性当然复杂，可人的转变要么随时间磨砺而渐变，要么在偶然中藏着必然。合格剧本对人物的塑造，首要就是自洽，需要把经得起推敲的细节、掩藏在表象底下的必然剖析给观众，而不是一句“人人都有多面性”笼统而论。

凌厉议题解构生活时，依然需要现实主义的光芒普照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一地鸡毛事，这是生活给出的经验之谈。人生规律大抵如此，创作者们有着不断向生活纵深行进、观察人生锐角的用心。

纵览近几年以都市情感为核的剧集，大约能归纳出四层转移：从乐见高大上的生活到更多关注磕磕碰碰又不失烟火气的平凡人间，从青年人的甜蜜爱恋过渡到压力与温情并行的中年人内心，从人人都爱她/他的团宠式主角到推崇自强自信的独立人格，从“性格即命运”的个体叙事扩展到“每一个过往都在塑造当下”的更深层次原生家庭纠葛或时代症候。伴随四层转移，不少剧集都出现了解构与被解构的一体两面。

在“正午出品”的序列里，《欢乐颂》开启国产剧都市女性群像的新范式，但“22楼五美”的成长同样掀起了国产剧对不同物质底气造成“智识不对等”的全新财富观大讨论;《都挺好》捕捉到了“女性不再只是家庭附属品”的时代新风，也让“原生家庭痛”从此走上国产剧的焦点议题位;《我是余欢水》的中年主角终于丢开成功人士的面具活成碌碌无为的小人物，可荒诞狂想曲的讽刺结结实实刺痛了现实情绪;《乔家的儿女》A面穿过五兄妹的一世风雨照见了今天观众的婚恋观，B面上“人的成长必得经过婚姻磨砺”的循环复调则是该剧的重要记忆点、争议点。视线再拉远，《小敏家》《不惑之旅》《幸福二重奏》都试图剖析中年人的爱情。如果说刘小敏展示了娜拉出走后的风光无限，那风光不仅在勇敢谈爱的突围，更是对儿子、对母亲的亲情修复;那么简单和顾晓楠经历的则是娜拉之难，难在身已远、独立之心仍困在亲人旧眼光里的悖反。一样是对家庭教育理念的关注，《陪你一起长大》和《小欢喜》的差异，显见的在于幼升小和高考生的年龄差，隐性的话题一个落在“婚姻的另一半很可能决定了孩子的起点”，一个落在“高考这桩家事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事件”。至于《暖阳之下》《完美伴侣》《我们的婚姻》等等，从夫妻关系直达社会上对两性的分工问题，无不在读取属于当下的社会家庭关系。

新的剧集生产方式和传播生态中，作品的议题设置被各大影视出品方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边是新作品以凌厉议题对旧的社会秩序进行解构，一边是剧集在呈现出人性的矛盾、褊狭甚至仇恨时不断面临被解构，其间，创作视角对故事性质的转换之力，区隔了这些作品品质的高下。比如《都挺好》和《小敏家》，既能写成“我的奇葩家人或前任”，也能像创作者最终选择的那样把所有折腾嵌入“我们对生活的辩证认知”框架中。而《完美伴侣》和《暖阳之下》的功亏一篑，谁说不是极端性格、极端事件的张扬远远超出了普通婚姻故事的承载力。同理，《相逢时节》的垮塌，根本缘由还在家族内外矛盾的集成脱离了寻常人的感知范畴，批判或反思都成了空中楼阁。

抚平凌厉议题的刺痛，《人世间》和《我在他乡挺好的》都不啻为样本。两部剧中都有花一般生命的陨落，更不乏生活的一再磨砺，可两部佳作都让观众相信，做个好人始终是人间值得之事。它们能为观众提供探讨幸福密码的舆论场，倚仗的都是现实主义的光芒普照。因为无论观者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几何，人们对于作品道德层面萃取的需求和对人心向善向美的渴望，总是相对统一的，它寄托了中华民族作为情感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本报记者 王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