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大导演，先做读书人

奇爱葛格按：昨天是武侠大师胡金铨诞辰90岁的“生日”，不少朋友在社交媒体发文纪念。其实，胡大师的真实生日实为1932年6月3日，是当年的农历4月29日——胡曾在一份亲笔自传中谈到，因为嫌每年过农历生日麻烦，所以故意登记成公历4月29日，所以现在网上记载均为1932年4月29日。既然胡大师自己都嫌“麻烦”，那我们也就不要太介意了，特作此文跟着误打误撞地纪念吧。

爱书成癖的导演，胡金铨算是一个。

诗人余光中曾说：“胡金铨是儒导，这个儒字，一方面是指儒家的忠义之气，一方面是指读书人的儒雅之气，金铨片里的侠士都有一点儒气，而金铨自己，平日好读书，常与作家往还，不但富于书卷气，拍起片来，更是博览史籍、翻遍典章，饶有学者气，就算放下电影，金铨也别有他的天地。”

胡金铨曾写过一篇关于自己与书的文章，标题是“书累”，即平生为书所累，虽有嗔怪自嘲之意，但文字中包含的却是对书满满的爱，读来叫人十分感慨。

胡导出生于北京一个大家庭，从小在富有文化气息的氛围中长大。1949年，他只身赴港，随身带了六个箱子，其中有三箱是书。这三箱书把他“害得不浅”，他把它们由北平运到天津，再搬到码头，搬上船，在海关检查就多费了一个多小时。船到香港还并不直接靠岸，要雇人“摆渡”，连人带行李运到码头上。这时的胡金铨人生地不熟，不懂广东话，和那里的“脚行”鸡同鸭讲半天，才把六口箱子搬到住所。这么一折腾花去100块港币，所有的书加起来也不值这些钱。

到香港之后，胡金铨先是在一家印刷公司当校对，他心里美滋滋的，以为这个职业太理想了：既能谋生，又能读书。没想到，第一件让他校对的是香港的电话簿，第二件是校对佛经，全是看不懂的“波罗密多”。

但印刷公司也确实有好处，员工可以免费拿走一些样书，这成为了胡金铨在香港收集书的新的开篇。

之后他进入电影行业，先是做美工，又当演员，接着从《梁山伯与祝英台》《玉堂春》《大地儿女》，直到《大醉侠》《龙门客栈》《侠女》等影片，逐渐成为拥有自己独立风格的大导演。

工作之余，逛书摊淘书成为了他最大的乐趣。香港的旺角、台北的牯岭街，以至于东京的神田，都经常出现他的身影。在这些旧书摊，他曾经淘到过一些珍贵的书籍，比如嘉庆年间日本印的《中国分省地图》，木板彩色；也是在神田，买到过清代中叶版本的《天工开物》；在韩国庆州，买到过一幅董其昌写的手卷，但不辨真假。

除了逛旧书摊，泡图书馆的经历也为他所津津乐道。

除了去香港大学图书馆淘书，他每次去美国，也会去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找资料。这里关于中国近代史和艺文方面的资料颇丰，每次胡金铨都如入宝山，哪能空手而回。他总是抱着大堆资料，到影印机旁复印，机器里散发的热气，把他烘烤得汗流浃背。

有一次受邀去哈佛大学演讲，他就索性住在了附近剑桥镇一个朋友家里，每天一早，就步行到燕京图书馆去找资料，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图书馆关门。

由于一直以来对老舍作品的迷恋，他在研究老舍方面乐此不疲。

在这半个月里，他发现了刊载老舍小说《饥荒》的完整的杂志，而在当时，《饥荒》一直因为残缺而从未正式结集发行。

在剑桥镇，他不仅收获大量关于老舍的资料，还结识了他一生唯一的妻子钟玲。钟玲学有所成，在美国大学任教，两人相谈甚欢。

据说，他和钟玲之间的姻缘也由书牵系着，钟玲让他回香港帮她找一套书，之后火速订婚。演员乔宏为此打趣，胡导演拍片是出了名的慢，但恋爱的速度却叫人刮目相看。

胡金铨每次去伦敦，也总要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图书馆。当年老舍先生在那里生活过，教过中文，他追寻着先贤在这里留下的踪迹，抄录了老舍当年和东方学院通信的档案，这是弥足珍贵的一手资料。

他还和作家董桥一起逛伦敦的书店，有一次竟然买到了1927年老舍著的《林格风中国语读本》。

《胡金銓藏書過萬卷 》（出自香港读书杂志《开卷》，刊发于1979年11月号）

在巴黎，他也曾跑遍中文图书馆，虽收获不多，但结识了法国师范学院的保罗·巴蒂教授，胡金铨和这位老舍研究专家交换资料，也被当时他所收藏的一张“民国初年北京市详图”所震撼。

这让我不禁联想到，多年后的作家张北海，也乐此不疲地搜寻着关于民国北京的各种旧迹，在他的小说《侠隐》里想象还原了旧时北平的样貌。

当《侠隐》被改编成电影将要上映，张北海面对媒体时不禁怀念起了新时期的观众早已忘却的老胡，“其实我心目中有一个导演挺适合拍它，那就是胡金铨。”

基于很多年搜集的资料，胡金铨写下很多专栏文章，发表在《明报月刊》，后来集结成《老舍和他的作品》这本书，但实际这本书只写到老舍在抗战初期的活动为止，并未完结。

对于这个遗憾，胡金铨本人也曾打趣：“君不见出半本书，是我们胡家门的传统吗？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都是仅有本上册，而下册神龙见首不见尾！”

在《明报月刊》上连载，后于1977年出版的单行本《老舍和他的作品》

在香港一住三十年，胡金铨的藏书，也真正积累到万卷之多。这些书主要分贮在两处，朋友们戏称这两处为“文渊阁”和“文津阁”。

其中一处是在他世界花园的寓所。那里一进门口的甬道上，就是一个从地板直达天花板的大书架。客厅没有大书架，但沙发前面和沙发间的小茶几上，都摆满了各种个样的书籍。和客厅相毗连的饭厅靠墙又是大书架，上面多是些大部头的外国书，比如李约瑟从二次大战后才开始写的那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以及汤恩比十二大本的《历史研究》。

卧室里也配备书架、书桌。然后还有一个专门的小书斋，放置着各类工具书，比如中、英、法、日词典和诸如《汉英佛学大词典》等。这间小书房被友人们称赞是做学问的绝佳环境，当时在威斯康辛任教的著名学者周策纵，赴港时在胡金铨家中小住，就曾满意地占据这间小书斋。

他的藏书范围广，涉及古典的、现代的，中外文学名著，以及各种史学著述。电影方面的也不少，很多都是英文版的，也有研究日本电影如黑泽明的专著。美术方面的他选藏的很精，比如有一本厚厚的符咒大全，此外医卜星相的书都有一些。

胡金铨也爱练字，他所执导的《龙门客栈》开始，片头字幕里很多都有他的墨宝。他也收藏一些字帖，有些还是南来香港时带来的。

另一处沙田区的旧居是胡金铨早年租的房子，放了收藏的书和拍戏的道具。后来房租渐涨，胡金铨不堪重负，就把书搬到现居，结果越来越多，泛滥成灾。后来他遇见加州大学的叶威廉教授，教授听说胡金铨的“书灾”，建议把书卖给加州大学图书馆。胡金铨答应了，但回港之后，内心矛盾重重。

他扭扭捏捏，唠唠叨叨：“这些书放家里虽然累赘，可写剧本的时候，随手可以查……”一位朋友戳穿了他：“你这都是借口！编剧和导演，不用看很多书，一样能拍出卖钱的电影！你是舍不得！”

之后，胡金铨心里总疙疙瘩瘩，抱怨自己一生不事积蓄，浪得虚名，连几本书都保不住。

在胡金铨自己看来，拍电影是“为稻梁谋”，而读书、觅书、藏书却是从来不曾间断的赏心乐事，但这些都是颇费时间的事情，而作为电影人，最耽搁不起的便是时间。所以他往往只能见缝插针，在工作间隙淘书、写作。

这些于他是“不务正业”，但正是因为他的孜孜不倦、手不释卷，才铸成他的那些富有文化底蕴和浓浓书卷气的电影。他读的那些书，时时在他电影里显影，也成就了这一位电影史上独特的富有学者气息的“儒侠”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