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客对话｜耿军：平常生活里面的一点火焰就这么被点燃了

受到喜马拉雅直播的邀请，水片联合艺术电影平台CathayPlay发起了与耿军导演直播对话的活动，同时我们请到嘉宾著名影评人汪金卫老师、CathayPlay商务运营端木老师，一起来交流关于耿军导演电影与生活之中的故事。

完整因音频内容请移步喜马拉雅APP搜索：水片Cinema

耿军，1976年出生于黑龙江。2002年开始拍摄电影，作品曾多次入选国际影展。剧情长片《烧烤》入围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新电影单元及鹿特丹电影节未来电影单元，剧情长片《青年》入围罗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14年以剧情短片《锤子镰刀都休息》获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2017年《轻松+愉快》获得圣丹斯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并获第54届金马奖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奖等四项提名。剧情长片《东北虎》（2021） 获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

此次对话中，一些耿军导演分享的记忆瞬间：

我们70后那帮人晚熟，都是二十五六岁，有点像现在高二学生那种感觉，当时放映给几个人看，看完后开始批评，然后他们每个人的嘴脸又特别语重心长，就像你的亲属一样，但是他们说出来的话就有点像审判者，我记得那个时候放映完后吃了顿饭，因为受到了批评，自己走在路上的时候自己哭了，就觉得这是怎么了，难道我拍了一个片，然后拍电影这件事就终结了吗。

第一支短片批评我的那帮朋友看了我的新短片之后，给我用了本科生的文化修养类似于4个字的那种表扬的成语，最奢侈的是能发来 16个字的，就是4个字的成语就是连着发来4个，这4个全是褒奖的那样的。

年底的时候身上有7000块钱，我用接近5000块钱的资金拍了自己的第一个长片，现场拍摄差不多20天，现场花了不到5000块钱，后期完完全全是在后来认识的朋友机房下来的蹭了半年的机房，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长片《烧烤》。

当我拍完之后，我在剪辑的过程中，张献民老师带着他的当时的研究生就来看过两三次，他们第一次看的时候，张老师他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翘二郎腿，现在也有这个习惯，就翘着二郎腿完了之后不一会就乐一下，不一会就乐一下。

我是很紧张的，我以为他在嘲笑我。我说：张老师，这个是不是特别不堪？他说：不是不是，你是说什么不堪？我说：这个作品是不是特别不堪？他说：不是，这个很生动。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有涵养的人，他在用有涵养的话在跟我聊天。

那次放映结束后，当时杨超导演也在，他在结束时候过来跟我握手，他说：我靠，快赶上《热天午后》了。我当时没看过《热天午后》这个片，我说：我不知道这个电影。他说：你要看看这个电影，你的这个片子我觉得我要打分的话，和《热天午后》一样都打8.5分。

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写了《青年》这个剧本，里边这三个人物都是由原型而产生的，我写完这个剧本，我就给张献民老师看，我说我要拍，他说你真的要拍一个这么庞杂的东西，对，我说我要给拍成电影，我想让我身边的人来演。因为鹤岗很小，当时有一个英国回来的制片人，他当时看了这个剧本之后，他就特别兴奋，他就觉得可以拍成像《孔雀》那样的电影，因为他当时看了《孔雀》当年是花了1000多万拍摄的，他就试着找钱，他找了半年多的时间，也没有找到钱。

张献民老师就跟我说：如果《烧烤》是第一个台阶的话，青年就是第二个台阶，我们应该用《烧烤》那样的方式来拍青年。我们真的就用这样的方式拍摄了《青年》，但是电影的制作周期比较长，因为它是跨季节的。2006年的2月14号，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情人节，我们开机。

当《锤子镰刀都休息》在金马得了奖之后，大家都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鼓励，我跟他们说：这个就是文化的力量。我们因为做的是文化的事而受到尊重。这个时代受尊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很多有钱人花钱也未必能买的来尊重，当我们做了一个文化的事而获得尊重，大家就是在平常的生活里边就是有那么一点火焰被点燃了。

以下为直播交流全文（共计11525字）

这次活动是受到喜马拉雅直播开播的邀请，水片联合了艺术电影平台CathayPlay，一起发起了这次和嘉宾耿军导演以及影评人汪金卫先生的对谈交流，也在此特别感谢肥罗、耿军、汪金卫老师，还有喜马拉雅开聊的工作人员的倾力支持。

关于耿军导演的话，我也再次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想能来听的朋友应该都很熟悉了。

耿军导演是70后，从2002年开始拍摄电影，他的电影多次入围国际影展，他的长片《烧烤》入围南特三大洲电影节，以及鹿特丹电影节，《青年》入围罗马电影节主竞赛，以及他在2014年拍摄的剧情短片《锤子镰刀都休息》，也获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2017年他拍摄了《轻松+愉快》，获得圣丹斯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并获第54届金马奖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奖等四项提名。然后在2012年第二十四届上海电影节上，耿军导演的新作《东北虎》拿到了最佳影片金爵奖。

另一位重磅嘉宾，影评人汪金卫老师，我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汪金卫老师是前巴塞电影资深编辑，台北金马影展第三届亚洲电影观察团成员。同时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影评人，同时我们也是相识很多年。

我是CathayPlay的商务运营，宣传管理负责人端木。

CathayPlay是一个能在世界各地观看的华语独立电影、艺术电影的流媒体平台，我们的播放地址是www.cathayplau.com 平台从2019年初上线，然后到目前已经有近400部华语独立影像作品，其中包括虚构非虚构动画以及实验4种类别，我们努力为华语独立电影的影迷提供更多的观影选择。

平台上的独立电影从不同的角度都有面对社会问题，个人探索以及情感表达等主题。

尽管近年来中国电影蓬勃发展，但是中国独立电影人之间仍然缺乏向全国观众乃至全球观众展现自己作品的机会，于是我们就提供了这个平台，同时我们也与海内外的一些华语电影节、酷儿影展，还有一些导筒、凹凸镜、书本放映等媒体机构合作，多次举办了线上的交流以及线上影展活动。

我们的影片都是经过导演和片方正版授权，每一次的观看都会给导演提供相应的版权收入。

今天晚上的流程是，嘉宾会先聊一下关于耿军导演的电影创作方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CathayPlay平台现在正在上架耿军导演的长片作品《青年》，大家有兴趣一定要去观看，这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同时今晚的直播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是CathayPlay会送出《青年》的在线观看券，只要到时候大家来进行一个链接的填写，就可以在邮箱里面收到一封邮件，然后通过链接进入网站就可以正版观看。

同时还有一个消息可以先放送给大家。关于耿军导演拍摄的作品《锤子镰刀都休息》，不久之后也将上线CathayPlay平台，是一个让人振奋的好消息。

·第一个问题先来问一下汪老师和端木老师，

关于对于耿军导演的电影的最初的印象是来自于哪部电影或者是哪个故事？

我先来说。

非常高兴能参与呃这次的线上的直播分享，我对耿军导演的作品最初的接触是在2014年，那个时候是齐放的一次放映活动，在我所在的一个小城市放映了《锤子镰刀都休息》。

那是我的第一次接触耿军导演的作品，看完之后非常喜欢，因为我也是东北人，而且当时我在城市也是在东北，所以说感觉非常的可以说契合，无论是我的出身，还是说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当时我已经看过一些独立作品，但是相对来说我接触的关于东北的独立作品还不是很多，所以当时看到《锤子镰刀都休息》这个片子还是蛮惊喜的。

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我曾经在香港的百老汇电影中心，那时候也是正好路过香港，只待了两三天，但是正好赶上了香港的亚洲电影节，他们有放映《轻松+愉快》，然后那也是我与耿军导演的作品第二次接触。

然后第三次去年2021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在电影节前用拼尽全力的手速抢到了《东北虎》首映的票，然后在上海电影节观看了《东北虎》，后来在公映之后，我又再次在电影院里又重温了一遍，并且也很荣幸的担当那次活动的映后主持。

这就是我和耿军导演作品的一些经历。当然最近我又在 CathayPlay平台上借由这次活动的机会，我观看了《青年》，然后让我感觉到非常生猛，我觉得非常棒，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品。然后如果对耿军导演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CathayPlay上去看一下这部影片。非常好。

我们网站会阶段性统计一下近期观看量最多的作品，然后每一年也会统计一下观看量最多的作品，以及年度的时候也会统计年度的，就是观看量最多的10部，去年年底的时候，耿军导演的《青年》就在这三个列表里面同时出现了，我在YouTube看到了《青年》的预告片，它打破了我对预告片的认知，后来看了完整的影片，我非常喜欢。

·我想接着上个问题再问一下耿军导演，你对以往的作品是抱着哪一种期许去创作的，

或者说是哪种创作初衷？曾了解到，你是因为喜欢电影才来到北京的。

其实我自己是一个没有人生规划，没有一年规划，也没有一个季度去规划的一个人。

我是96年来的北京，19岁的时候写了第一个剧本。我自己隐隐约约的觉得，我可能20岁来到北京，这个剧本就能踢开电影这个大门，我能成为一个编剧，那时候的那种盲目的自信，那种隐隐约约的自负，还有那种，大地在我脚下的那种自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互相拉扯。

但是到了北京之后，去了电影学院，让文学系的老师看了之后，他告诉我说写的还行，但它不是一个剧本，或者说还不能称之为一个剧本，里边有一些情节还挺生动的，我就想可能拍电影这个事儿可能离我还有点距离。

因为当时十八九岁的时候，在图书馆看到刘先生写的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玩意儿我也可以有那样的感觉，那时候看的是《本命年》《菊豆》，然后又在影院里边看了《本命年》这个电影，我就觉得这个事好像是我能抓得着，其实是一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是那么自知的，就那种抓得着的感觉。

但确实是抓不着。

因为那个时候无论是对电影还是对文学，都有一种那种特别含糊的那种感受，并不是特别明确，到真正的开始拍东西，2002年的时候，DV时代来了，我看到了我们当时实践社里边有很多人拍实验片，因为我那个时候对实验片没有任何理解能力，我就觉得他们拍完之后大家也看不懂，完了他们又能翘着二郎腿就是坐在台上侃侃而谈，我就觉得这个事儿让我非常的恼怒，我觉得我可能用脚拍都能拍的明白，但实验片其实不是明白不明白的问题，它是另外的一个影像层面，我当时就拿实验片当故事片。

这种劲完了之后，我就试着拍了第一个短片，当然第一个短片拍得非常失败了，就是让我在北京的那群搞文艺的写作的，或者是搞音乐的画画的朋友看完之后就一顿“痛扁”，他们觉得内容形式什么的都是都是垃圾，但是他们没有说垃圾这个词，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大学本科的修养，还用了比较含蓄的那种批评的字眼。

之后其实有差不多多半年的时间。内心受到了重创，就是那种心灵上的粉碎性骨折，就是缓不过来。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才二十五六岁，我们70后那帮人晚熟，都是二十五六岁，有点像现在高二的学生那种感觉，放映给几个人看，看完后开始批评，然后他们每个人的嘴脸又特别语重心长，就像你的亲属一样，但是他们说出来的话就有点像审判者，我记得那个时候放映完后吃了顿饭，因为受到了批评，自己走在路上的时候自己哭了，就觉得不是就怎么了，难道我拍了一个片，然后拍电影这件事就终结了吗。

半年之后我其实就拍了第二个短片叫《散装日记》，在上一次疫情也就是2003年非典那年就得过一次奖，那是一个小的比赛，有贾樟柯，有张献民，得奖的有万马才旦、应亮，还有韩杰，还有我。

第一支短片批评我的那帮朋友看了我的新短片之后，给我用了本科生的文化修养类似于4个字的那种表扬的成语，最奢侈的是能发来 16个字的，就是4个字的成语就是连着发来4个，这4个全是褒奖的那样的。拍了第一个短片折了，第二个短片获了一个小奖，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业余选手受到了充分的那种肯定。这使我在一年之内的时间里写出了《烧烤》的电影剧本。

年底的时候身上有7000块钱，我用接近5000块钱的资金拍了自己的第一个长片，现场拍摄差不多20天，现场花了不到5000块钱，后期完完全全是在后来认识的朋友机房下来的蹭了半年的机房，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长片《烧烤》。

当我拍完之后，我在剪辑的过程中，张献民老师带着他的当时的研究生就来看过两三次，他们第一次看的时候，张老师那个时候他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翘二郎腿，现在也有这个习惯，就翘着二郎腿完了之后不一会就乐一下，不一会就乐一下。我是很紧张的，我以为他在嘲笑我。

我说：张老师，这个是不是特别不堪？

他说：不是不是，你是说什么不堪？

我说：这个作品是不是特别不堪？

他说：不是，这个很生动。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有涵养的人，他在用有涵养的话在跟我聊天。

后来当看到第三版几乎定剪的时候，他说这是这几年看过最生动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我那时候还有点信心。

我想，张教授说这个东西挺生动。

当时我有半年的时间，在后期剪辑的朋友那边蹭机房剪辑，管虎导演每天工作完走了，他就给我打电话。

我当时在上班，后期机房也在大钟寺，我就从广告公司跑到机房，去跟他一起工作一会儿，因为他也要休息，那时候我剪辑师小五哥还处了一个女朋友，我又不想过多的打扰，所以就有半年的时间让我特别疲惫，就对这个片子一有一种特别疲惫的感觉，因为边打工边去蹭机房。

张老师看完之后就说这个挺生动的。

我就把我这个片子第一时间就给到了我的主演李仲秋 是《烧烤》里边演老大的那个人，他是鼓手。之后他拿着碟片在家里边跟他女朋友看了两遍，他给我打电话说：老耿，咱们这片挺艺术，就是太闷了，艺术片有一个优点就是闷，然后他的缺点就是艺术，他就跟我这样调侃。

我觉得他可能从感官上来说是对的，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底。

后来，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阶梯教室做了第一次放映，是现象工作室组织的，那次放映把我吓坏了，因为我是带着主演男女演员都去了，之后他说是一个放映，到了阶梯教室之后就发现这是一个能做200人的阶梯教室。现场加上挤进去的差不多有三四百人。

我心想说我说完了，今天肯定完蛋了。

放映的过程中我坐在第一排，我的腿就不停的在抖，我那天没怎么喝水，就上了三四次厕所，因为放映的时候一会一片笑声，一会一片笑声，我就觉得完了，这下完了。大家就是在嘲笑我，你知道那种不自信的那种东西，在那个时候被放大的特别严重。但其实放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不是嘲笑而是一个挺好的效果。

当时杨超导演也在，他在观众里边结束时候他过来跟我握手。

他说：我靠，快赶上《热天午后》了。

我当时没看过《热天午后》这个片，

我说: 我不知道这个电影

他说:你要看看这个电影,你的这个片子我觉得我要打分的话都打8.5分。

我开始创作这件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底细。

· 接下来再问汪老师，还有端木老师，

关于对耿军导演电影中出现的个体，这其中最有印象的或者是最难忘的记忆有哪些？

我因为最近刚刚观看《青年》，我觉得《青年》里面的几个角色在我看来都十分的生动而鲜活，尤其是徐刚老师演的角色，但是其实如果要是再放到所有耿军导演的作品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角色无疑就是小二，我认为它是鹤岗的灵魂，当然如果说存在一个鹤岗宇宙的话，那么我认为宇宙的灵魂角色无疑是小二。

他在导演作品中，他每次的戏份都不一定是最多的，但是它一定是其中让你感觉到最善良、最真诚、最打动你的那一部分。

并且你感觉从这个人物的角色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让你发自内心的去相信他，发自内心的去关注关怀这样的一个角色，无论他是在里面有一两句台词还是有很多台词，他的每一次出现，每一句话都是会让你觉得亲切而生动，真诚而淳朴，没有掺杂任何杂质的。小二在耿军所有的电影中，就是一个让你感觉到出淤泥而不染的一种形象。

所以说对我来说耿军导演作品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肯定是小二。

我也特别喜欢小二，我觉得小二非常有意思。

但是对我来讲，另外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轻松+愉快》里边的和尚，它是一个假和尚，很有趣的他和小二的一段对话，小二告诉他，他的带鱼一个月只能买两次，但是他认为那个和尚是个真和尚，所以就告诉他，他就没有办法吃带鱼，然后假和尚就在面对带鱼的诱惑下，就告诉了小二自己是个骗子。

特别对称的构图，基本上都是肩膀或者是胸部以上的一个就是中特写或者是特写，总感觉他在想一些事情，因为构图真的好，几处都是特别的对称，然后配上后边荒凉的背景，就不知道他是否有自己质疑过自己做一个假和尚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或者有道德的事情，对这个还是蛮印象深刻的。

我其实在自己的电影里边，会把自己投射的就非常全面。比如说刚哥演的角色是不是我，假和尚是不是我，我觉得是我。勇哥卖香皂的是不是我我，我觉得也是我。小二是不是？我觉得那可能是最高尚时刻的我。

我跟刚哥说过，我要在自己的电影里边把我自己形象能更好一点的在银幕上呈现，就用刚哥的形象来演我，所以刚哥在电影里边，包括这次《东北虎》里边的罗尔克，其实罗尔克他演的是我的好朋友原型，我在创造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他在某一些层面上，也是我朋友特别靠近的那样一个感觉。

一个人在很多时刻会厌恶自己，我就在那些比如说勇哥演的角色，他在骗人的时候，他在失落的时候，那就是我厌恶自己的时刻。他在心软的时刻，他在真正的跟刚哥假和尚交心的时刻，我就觉得那个时刻是我最虚弱的时刻。我因为自己写剧本的时候，会把自己人性里边特别见不得人的那些角落，全都在剧本里边呈现出来，我自己创作的时候是这样的。

刚刚汪老师提出了一个概念，鹤岗电影宇宙，我想针对这个问题继续说，像耿军电影里面的那些作品可以发现，有些人他参与构建起来了这近20年里面的这些长片也好，还有短片，他们的一个人物坐标，像薛宝鹤、张志勇，还有徐刚大哥，然后乃至我们的张献民监制老师也一直都参与到耿军导演几乎每一部电影里面来。

但对于观众来说，他们就像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一样，

我想请耿军导演可否分享一下与他们共同创作的一个渊源？

我其实年初拍短片的时候，我是既没有摄影，也没有演员，我一开始拍短片的时候是我有一个摄影机，也没有录音，就是用机头麦做录音，我那个时候其实完完全全是一个业余的那种卡拉OK选手那样的，就不在调上，歌词也不太熟，那样的方式演唱的。其实到后来他们可能才捋清楚这件事，我们当时都捋不清楚拍戏这件事，就是，我也不会导，他们也不会演。

我自己有一个手写的剧本，我就事先把剧本写好，之后大家讨论就开始拍。拍的过程中，我让他们怎么样，他们特别信任我，他们就怎么样。其实完完全全是一个那种对电影特别朦胧的状态同时起步的，我也是那样的，他们也是那样的。

到后来拍了几部之后，大家也没有把这件事弄得特别清晰，就是关于做演员的事儿。

隔了一两年的时间，这个家伙又要开始拍了，趁着他们是暑假的时光或者是寒假的时光，我们就来搞一把创作，一直拍到了《青年》，其实都是，我是在做导演这样的事，完了他们在帮我完成电影这件事，其实作为演员的事，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特别明晰，当拍到《锤子镰刀都休息》的时候，跟之前的拍摄方式变了。

我之前的拍摄方式是，当我写完剧本跟演员讨论到现场的时候，演员怎么自由，我摄影机是跟着演员走的，当拍到《锤子镰刀都休息》的时候，我要他们走走调度了，让他们走位置了。

这个时候，我发现他们在几天之后也都非常适应，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要有一点事情发生。这个事情特别明确，他们很多东西在脑子里边已经不像之前那么模糊了，开始明晰了，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们比很多专业演员要生动。

有一个比喻，就是我们一个好的饭馆，好饭馆就没有油烟味，这个就是好饭馆，他们演了角色，但没有那种所谓的匠气或者是被训练的那种惯性，他们非常生动，他们一个是一个，他们自己是自己，他们有塑造的能力，当《锤子镰刀都休息》在金马得了奖之后，大家都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鼓励，我跟他们说：这个就是文化的力量。我们因为做的是文化的事而受到尊重。

这个时代受尊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很多有钱人花钱也未必能买的来尊重，当我们做了一个文化的事而获得尊重，大家就是在平常的生活里边就是有那么一点火焰被点燃了。

接下来其实就是《锤子镰刀都休息》之后，他们也会被邀约，被其他的导演请去演其他的作品，他们去其他的导演哪里拍电影，都比在我的现场拍电影要容易。因为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变态的人，节奏感，一句台词的尾音，台词的断句，这些要求我都特别严苛。

端木说吃带鱼那场戏，我拍了两天，100多条，就是因为节奏感，一句台词的尾音还有断句，还有两个人的对手戏的那种节奏感的那种呈现，同时还因为它是单镜头，所以拍起来时间就会特别久，之后把大家的耐性和大家的脾气都弄得服服的。

当拍完之后，整个剧组就会站起来就鼓掌，就说这一关终于过了，拍我的东西其实是特别难的，他们去拍别人的作品的时候，3条5条就过了，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这是什么情况，他们会觉得我们有那么好吗？

他们就会特别惊诧这个过程，其实在两三年里就会合作一次，大家逐渐的已经适应他们有一个身份是演员这件事了。

而且我也跟他们说过，我说我们的生活就特别平常，电影就是可以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打开另外一个面，你有机会去演另外一个角色，塑造不同的角色，能把你自己很多面都打开。

我在写剧本的时候，角色的名字都分配的特别明确。徐刚、张志勇、薛宝鹤这些名字全都是真的名字，所以他们去参加影展的时候，别人找他们的特别方便，不用叫角色的名字。

因为角色的名字就是他们自己的名字，他们去参加影展的时候也会被热情的，看过他们作品的人过来合影什么的，他们跟我说：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所以就是在我们《东北虎》电影做推广曲的时候，名字就叫“尊重文化的地方必有光芒”。他同时也是徐刚演的主人公罗尔克的一句台词。

好，我们接下来邀请汪老师，我把话筒递交给您，然后您这边有什么问题要问耿军导演？

我刚看了《青年》，这个影片让我大受震撼。虽然它各个技术方面，我指的是无论是拍摄器材还是调色收音等等，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穿帮等等，但是他肯定是不如当然近两年的这种创作技术上的好，这样的一种拍摄手法，包括它的剧情以及它的各个方面，甚至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所谓电影级别的调色，在我看来都非常亲切，非常生动，非常鲜活。

我想请耿军导演聊一聊这部片子，我觉得这部片子无论是在各个方面，可以说是一部佳作，当然他可能有不完美的地方，可能作为导演来说肯定会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可以聊一聊影片的创作，这部电影记录了很多个角色，他们各自的可以说带有悲剧性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在面临比如说情感或者是生活当中的种种问题的时候，他们那样一种无力感。

然后我想请耿军导演多聊聊这部片子。

我在96年就来到了北京。我那年20岁，那个时候还是手写书信， 邮局的时代，座机化的时代。在北京，我做过宾馆服务员。那个时候家里边也安了座机电话，就经常跟家里边通电话，在20出头的时候，其实还对死亡的认识还停留在，年纪大了过世，或者是发生意外，矿难或车祸，那时对死亡的理解可能是这样的。

当我20多岁时，通过座机电话，我就知道了我的邻居，我的同学，还有我同一年级的那些周围的人。

在电话里边，我弟弟跟我叙述，或者是我的同学跟我叙述，还有在信里边，我弟弟给我描述我们一起长大的，就是我们家邻居谁因为什么就去世了。那时候我周围的这些人，他们有的跟我同岁，有的比我大那么一两岁，都是小的时候和少年时期一起玩的特别熟悉的人，他们分别是因为什么？因为人生主题，亲情、友情、爱情这样的主题。

死掉的方式其实在《青年》里边是写实的，因为爱情就是喝农药就死掉了，因为友情是被打坏了，因为爱情就是因为心情什么的，因为挣点钱就在建筑工地。

我那个时候我知道了这些事之后，我过年春节回家时，就会跟周围的玩伴就聊起这些事儿，这些事一直在我脑海里边撞击着我。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写了《青年》这个剧本，里边这三个人物都是由原型而产生的，我写完这个剧本，我就给张献民老师看，我说我要拍，他说你真的要拍一个这么庞杂的东西，对，我说我要给拍成电影，我想让我身边的人来演。

因为鹤岗很小，当时有一个英国回来的制片人，他当时看了这个剧本之后，他就特别兴奋，他就觉得可以拍成像《孔雀》那样的电影，因为他当时看了《孔雀》当年是花了1000多万拍摄的，他就试着找钱，他找了半年多的时间，也没有找到钱。

张献民老师就跟我说：如果《烧烤》是第一个台阶的话，青年就是第二个台阶，我们应该用《烧烤》那样的方式来拍《青年》。

我们真的就用这样的方式拍摄了《青年》，但是电影的制作周期比较长，因为它是跨季节的。

2006年的2月14号，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情人节，我们开机。

我自己当时有一个特别大的心理负担，因为《青年》跟《烧烤》比起来，我们的队伍壮大了，有摄影，有录音，有化妆，同时又有监制张献民老师在，演员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聚会，他们没有觉得这个事儿多么严肃。所以我在2月14号拍摄第一天的时候，我就挑了一场最严重的戏，两个人吃饺子，我在剧本里边把这场戏拿出来。我说拍这场戏，那场戏其实特别重，两个人一上来就演这场戏，完全演不出来，就是角色的可信度，节奏感，台词你一句我一句，我们连着拍了两天，大家就懵了，说完了，这次严重了，这个事严肃了，不是想象的那样，不是一次聚会，大家就私下里边就拿着剧本去开始背诵自己的角色，开始对戏开始严肃对待。

我第三天才真正的把吃饺子的那场戏给拍成，前两天都没拍成，拍了三天才拍成了一场戏。这种严肃对待，就让整个剧组开始对创作这件事开始严肃起来了。

2月14号开始，拍了十八九天的时间。拍摄了冬天的段落，夏天的时候就是开始拍第一个段落和第三个段落。我们拍完之后，回到北京剪辑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拍的有一些场次，还有一些戏份，有问题，但是这个戏份是减不掉的。

2007年的夏天，我们又一次拍了一周，所以这个作品06年拍其实是相当于07年08年初才真正的做完，它是我到目前为止整个制作跨度时间最长的，有两年多的时间，制作了《青年》。

耿军导演您的很多作品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有很多往往有一些重要的台词，重要的段落是发生在角色们在吃饭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点，包括《青年》包括《轻松+愉快》，包括《锤子镰刀都休息》，比如说有的是吃带鱼，有的是在吃饺子，然后或者是像《东北虎》里那样，最后是在两个饭桌上去谈定那些最重要的事情。

我想请耿军导演聊一聊，把很多重要的戏放在饭桌上，

这是您创作角度来说您是怎么考量的？

我自己其实在鹤岗长大，因为鹤岗它是跟北欧的纬度是一样的，他有半年的时间是冬天，在冬天里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有几项特别重要的活动，室内的打台球、打麻将、打扑克、唱卡拉OK和在饭店喝酒聊天。

而我自己其实对赌博没有兴趣，卡拉o k如果要是没有唱歌好的，我也不去，因为我觉得卡拉OK里边有人唱歌特别难听，是对歌曲的侮辱。

我也不去台球厅，其实我打的还行，但是鹤岗那帮人打得好像更行，我就不去自取其辱了。

饭馆，其实是一个发生故事最重要的场合，我们家也是一样，我们家当我父亲母亲要跟我说什么重要的事的时候，不是在饭前，也不是在饭后，是在饭桌上。他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那种生命的现场体验。

最惊悚的故事也是在饭桌上，所以它变成了一个特别潜在的场面。我其实完全没有想过这些重要的事儿发生在哪儿更合适，我就凭着直觉直接就写在了饭桌上。

非常好！谢谢导演！

因为我没有看过导演的纪录片，所以主要还是从《青年》往后的一些剧情作品。我发现这几部作品的语速都是慢于我们正常说话的语速，并且感觉整个台词也是经过斟酌的，在观看的时候，就会突然停一下去想一想对白到底说了什么。刚才您有提到在拍摄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一些尾音和断句，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些比较文学性的思考，然后我之前有看过你的专访，您有提到过您本身也是比较喜欢文学，然后也有在北电旁听一些课程。

想问一下您是如何看待文学与电影的联系？特别是有的时候会听人家说电影就是画面加声音，而文学小说可能是因为是文字可能会更具有想象力，您是如何考虑电影的作为一种文学性的表达这种可能性？

我自己生活在郊区，我们鹤岗是一个矿区。我们从小都不是好孩子，完完全全的是那种顽劣的少年，去煤矿偷煤，去扒火车。去扒那种煤炭车，扒西瓜车。矿区里我们这种顽劣的少年特别多，到青少年时期就有很多人就走上了盗窃和斗殴的犯罪之路。

我因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我弟弟是画画的，我跟画画那帮人混在一起，画画那帮人包括我的好朋友跟我弟弟是一个画班的，包括我的录音师，他们都是一个画班的，大家在一起画画这帮人。他们自己觉得自己不单单是一个画家，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半个文学家，那个时候大家有一个风气，去图书馆。有的时候谁读了什么书，比如说他那个时候读了《悲惨世界》，他就会炫耀，他说《悲惨世界》就是雨果作家是怎么回事，然后悲惨世界法国大革命怎么回事。

然而这让这些东西给我们形成一个特别强烈的刺激，他都读过了，我还没读过，我觉得我有点差意思，我应该比他读的再多一点，那个时候是被我们小城市的文艺青年给刺激了，喜欢上了小说，我自己后来总结，我说我没有成为一个犯罪分子，我可能跟文学有特别重要的关系，因为文学它其实是软化心灵的，因为生活里现实的东西太容易让一个人，心肠变得坚硬，变成一个心狠手辣的人，或者变成一个铁石心肠的人，而文学可以把这些东西软化掉。

我如果要是是一个犯罪分子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智商还不错的，就不容易随便抓。我后来喜欢上文学之后，我就会觉得我说文学可能是对生活最重要的，我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着迷。它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当创作电影写作剧本的时候，文学就变得更加重要。他能帮我打开想象力，因为个人生活特别有限，你知道一个人的生活他有很多岔头，会有很多那种碎片式的那些东西，其实在生活里边，如果你不是一个创作者的话，它就是一些碎片，那些碎片就在脑海里边在沉睡。

当有文学能帮打开想象力的时候，当创作的时候，这些碎片会因为一次创作连接起来，会把生活里边自己在乎的细节，在乎的人的那种特点，特别在乎的细节，会把这些东西连接起来，打开想象，知道人不单单是这样的，人还是那样的。所以我觉得文学可能帮我打开了我的编剧创作这件事儿，我经常跟朋友分享或者推荐，我最近看了什么。有的人会因此而受益，有的人会觉得你看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兴趣，我觉得这些都没事。看什么都没事。

我到后来可能会稍微阅读的宽广一点，无论是看社科，看非虚构，看哲学，还是看中国古典文学。我觉得都可以，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是用来欣赏的。如果你要是愉悦了，我觉得全都就挺好的，因为我认识的人里面经常会有人读了那种所谓的名著什么的。它有点像早晨起来它长跑了一小时，之后他走在人群里面有那种优越感。他说这帮人刚起起床气还没有去掉，但是我已经跑了一小时了，我已经精力充沛了，我走在人群里边，我早起一小时，而且锻炼了一小时，精神头都是最强的时刻。

当一个人阅读完这个之后，他有优越感的时候，就跟这个环境里边他信仰什么东西，有优越感，拿出来炫耀是一样招人。但是我觉得这样对于我来说也没事，只要他在阅读，他通过阅读他不停的炫耀，我觉得也没事儿。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一个比较俗气的问题，您的关于下一部电影有没有什么安排，然后还是在鹤岗拍吗？因为之前也看到您提到了寒带电影的概念，然后想问一下您之后的作品还是要在东北鹤岗这一边吗?

下一个电影，我其实在2020年初就是疫情开始，之后到去年3月份写完了我的下一个电影叫《刺客与明信片》，它是一个小说改编的，写的是一个省会的沈阳1999年到2000年的故事。

我们在去年勘景的时候就分别看了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和第二大城市吉林市，也看了沈阳和沈阳的周边的鞍山锦州什么的，也看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其实是一个省会的故事，但鹤岗还会继续拍继续创作，因为那个地方对我是最重要的，小的时候在那长大，小的时候过得特别愉快，那是一个乐园，就对那有一种情感上的栖息地的感受。

《青年》2009年去罗马电影节的时候，在迪拜机场转机，因为我买的是特别便宜的机票，就往返只有5000块钱，我要在迪拜机场待23个小时才能转机就飞罗马。

我在机场就看到了一帮芬兰人，他们从飞机上下来穿过大厅，他们还没有彻底的醒来，他们有的人前一天或者昨天晚上或者喝了酒什么的，完了他们整个那种状态，我在鹤岗走在街上四五点钟碰到的那些人的状态，就这种寒带的那种亲切感是特别足的。

我看他们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东北电影。

我自己2015年1月份的时候去了挪威的特罗姆瑟电影节，我在那放了《锤子镰刀都休息》。北欧那些观众还有那些人的状态，跟电影的那种互动，那种寒带的互动感特别充足。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文章会说东北导演或者是鹤岗什么的，我其实并不是想那种特别明确的那种地标的感觉来描述创作，我想把这种范围再扩的大一点，所以我说寒带，世界上只有两个位置，一个叫寒带，一个叫热带，所以那种地域上的东西，我想让它的范围更大一点，就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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