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们的中年危机：自杀酗酒跑车 以及接班的烦恼

徐德尘。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很多东西，其实也没法换算成钱的。”杨天桓对我说。他把两人的不同境遇和教育差距，归结为语言。“一种语言代表一种思维方式，他爸妈懂英文，接受新思想肯定容易得多了。”

徐德尘也并非完全没有烦恼。他喜欢关于人生的宏大哲学，并一度为得不到答案而焦虑，但后来也释然了，接受了“人生原本就没有意义”这个现代虚无主义者的教条。在他看来，既然没有意义，那么人活着，只要解决了吃饱穿暖的问题，最大的敌人就只剩下无聊。

2015年12月，徐德尘从华盛顿与杰弗逊学院退学，回了国。在外人看来，本科读不到两年就放弃，有些大逆不道。但对于习惯了不按常理出牌的他来说，他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他有着许许多多的头衔：小问传媒的战略顾问，鹤林舍的楼主，《嘻哈改制考》的主播兼策划。这些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给他带来什么金钱上的回报。不过他表示不在乎。

这倒也符合他的“哲学”：生命短暂，与其为了身外物奔波忙碌，不如多找些有趣的事来做。

对他来说，人类要对抗的终极敌人就是无聊。当他的鹤林舍聚集了一群富家子弟，他开始设计一些玩法，除了骑马、射箭、酒吧、包场看电影等，还有一些神秘的项目。

他向我介绍了去年12月开展的一场名为的“视觉剥夺”活动：七八个社员接到短信，于一天晚上七点钟被叫到南锣鼓巷。社员们除了时间地点之外，事先对这次活动的目的均不知情，也不认识其他参与者，只被告知要准备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南锣鼓巷很长，每个人都被叫到了不同的店铺门口，等待徐德尘助理的下一步指示。

助理出现后，在每个人怀里甩一个信封，一言不发便离开了。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上面印着二维码，扫码可知自己应该在什么时间到哪个胡同哪个门。每个人在错开的时间到了约定地点后，会被蒙上眼罩带入房间。房间被事先处理过，一团漆黑，密不透光。众人摘下眼罩后，先是恐慌，然后逐渐平静下来，根据徐德尘的指令开始读诗，相互倾诉。

“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家很敞开心扉地交流，这种机会一生中都很难得。”

6

不费吹灰之力便坐拥巨额财富的80、90后富二代们，如今已纷纷步入人生中场。年少时的放纵张狂已成为过去，如何排解人生的虚无感，找到自身立足的重心，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

对于杜宇来说，真正的转折点，是父亲的死亡。2016年4月10日，父亲在家中突发心肌梗塞。事发时身边无人，他自己挣扎着打了120，等到急救车赶来时，为时已晚。

接到死讯时，他“整个人都崩掉了”。当时，杜宇正在英国参加The Fast Show赛车节。他刚刚前往英国不到五个月，正在埃克塞特大学读语言。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他没有再回英国继续读书，委托那边的朋友卖了车，退了房。虽然母亲和女友都强烈要求他把硕士文凭拿到手，但他拒绝了。“家里就妈妈在打理生意，还有一个十岁的弟弟，我实在做不到那么大心把他们丢在国内，自己在外面浪。”

他接手了父亲生前在贵州运营的项目，一个月有将近25天待在凯里。偶尔他也会回一趟长沙，看望母亲和正在读博士的女友。

他开始体会到生意场上的残酷，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他一度无所适从，却又不得不去努力应对，各个方面都要打点好，否则环境的风云突变，就会让他前期的投入血本无归。他的项目因为土地纠纷暂时搁置，现在工作的大部分内容就是一边想办法消磨时间，一边等待政府的决议。一有新消息便要四处跑动打听情况。

湖南的生意由母亲主管，但母亲已经不再拿他当孩子了。“但凡有什么大的决策，她一定会先同我商量。”

2017年春节，杜宇在长沙理工大学附近一家烧烤摊上与高中几个挚友喝酒聊天。烟雾缭绕中，酒过三巡，他红了眼，语气哽咽地说：“我突然发现，我们家就剩我一个男人了。”

杜宇对未来的答案简单直白：把生意做得更大一点，赚更多的钱。他从不掩饰自己对物质的渴求，尽管在普通人看来，他已经拥有了一切，但他还想拥有更多。“超跑想换就换，一套房子住烦了就再买一套。”

实际拥有的永远赶不上想要的，这种矛盾让杜宇时常感到心里焦躁。晚上洗完澡躺在床上，各种事情像放电影一般在脑袋里闪过，让他几小时几小时睡不着。“老做传统产业也不行，需求量只有这么大。不像互联网，要是做好了，需求不封顶。现在真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好好读书。”

7

意识到自己并无经商头脑之后，张涴淋离家来到北京，在母亲朋友的公司谋得了一份影视策划的工作。这份工作月薪两千，工作地点在海淀，她一个月房租就要花掉一万二。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上，都没给她带来想要的回报，于是她只做了3个月便辞职了。

她长相出挑，想成为一名演员。如今，她经常在北京和长沙两地往返，有机会就抓住。在长沙，她主演了一部名叫《童心初演》的系列片。这份工作没有报酬，但她无所谓，反而经常自掏腰包给整个剧组买咖啡。“年轻时荒废的时间太多，现在有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就很感激了。”

回想起过去，张涴淋觉得自己应该早点离家来北京，因为，“有些事，早经历比晚经历好。”在北京的两年多时间里，她听说这里有最厉害的骗子，却未曾亲身体验过，但因为花钱大手大脚，加上大大咧咧的性格，她立刻被人盯上，成了猎物。

提起那段经历，她依然心有戚戚，“实在太厉害了，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被做过局，真是被卖了都要帮着数钱。”

她已经不再伸手向家里要钱了，因为“长大了，觉得很丢脸”。但母亲心疼女儿，总会各种找理由给她打钱。这些理由千奇百怪。有一次，张珺让她帮忙交家里的电费，明明只要几百块，却打过来一万。

张涴淋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生活。吃饭、装修房子，大部分时间都只能靠自己。谈到未来，她仍然显得有些迷茫，但方向已经坚定：“如果可能，希望明年能够接一部自己主演的电影。”

纯粹的商业项目也无法使杨天桓满足。他想要拍电影的愿望始终未曾熄灭。2015年8月，他成立了一家名为突触映画的影视公司，拿到了六禾创投和创业邦的两轮融资，开始拍摄网络剧。去年9月，《中国散伙人》杀青，这部创业题材的网剧融合了他个人的经历，尽管对成片他并不算满意，但仍然寄予厚望。今年他又指导了一部短片《感恩的心》。

为了给自己接下来想要拍摄的剧本筹资，他在空闲时间里给几家互联网初创公司做财务顾问。工作内容是提建议，利用自己的人脉帮忙拉融资，报酬是融资额的3%。这份工作在他看来极度无聊，有时还免不了要利用父亲的名声。但为了钱，他又不得不做。

今年八月底，他不想再继续读研，觉得浪费时间，于是从南京大学退了学。为此，他又和家里爆发了一场争吵。在他看来，父亲之所以生气，无非就是觉得儿子退学影响到了自己的面子。而他早已决定不再为这种可笑原因妥协了。这一次，父子间彻底断绝了来往。

“如果你爸让你回去接班，你怎么办?”我问。

“关我屁事。他不是喜欢捐么?让他全捐了好了，我不care。”

有时候，杨天桓很羡慕像杜宇这样仅凭物质上的满足便能够开心的人。从小，他对物质层面的享受就不热衷。然而做影视不同于实业，千万投资砸下去冒不出一个泡，是行业里司空见惯的事情。对此他心知肚明，但义无反顾，“尽人事，听天命，也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如今，他整天整天地开会，和公司里的几个策划讨论剧本的走向。公司原本有12名员工，为了精简成本，被裁撤到只剩四人。作为老板，所有的压力都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

一天，他从海淀同朋友聚会完，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他叫了一辆专车，把自己接回位于国贸的家中。浓重的雾气笼罩了昏黄的路灯光，喇叭声透过厚重的车窗钻进来，化作几声低吟。一切都带上了一种强烈的虚幻感。